從歷史到未來：為何中英聯手主導AI制度設計，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對話

雙方的監管策略不僅不重複，反而高度互補。 中國提出的《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倡議》，針對AI的發展、安全與治理，提出了一套涵蓋11項原則的框架，特別側重「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向以及「AI向善」的理念 。另一方面，英國則被全球評為「AI治理中最積極主動的司法管轄區之一」。英國採取了一套基於原則的自願性框架，仰賴各領域的主管機關來制定分行業的指引，而非直接施加齊頭式、僵硬的法律條文 。將中國對公平近用的承諾，與英國在標準制定上所展現的制度設計能力相結合，能夠創造出一種比任何單一國家單打獨鬥都更均衡的全球治理模式。

當然，這樣的外交之路並非全無顛簸。中國駐英國大使鄭澤光就曾直言提醒：「防止意識形態偏見和泛化的國家安全概念干擾中英科技交流合作，這是關鍵所在」。此外，對於2025年2月一場由法國主辦的、中國已表態支持的AI公報，英國與美國則做出了拒簽的決定 。這個插曲恰好說明了現今全球AI治理山頭林立的破碎現實，也反向證明中英之間穩固的雙邊溝通管道，正是為了填補這些裂痕而存在。

英國為何能勝任AI時代的「架構師」

英國在AI時代的領導地位主張，根基於一條長達三個世紀的智識傳承系譜。這條系譜為現代計算機、經濟學與制度治理奠定了最直接的基礎。

從牛頓到圖靈，一脈相承的傳統讓AI「從概念走向可能」。 牛頓奠定了現代物理學與微積分，而這正是所有機器學習所書寫的「數學語言」；艾倫·圖靈則不僅發明了理論電腦的雛形（圖靈機），更提出了判斷機器智慧的基礎測試。這項傳統如今已機構化於「艾倫·圖靈研究所」之中。該所在2026年釋出了一份有關英國AI治理模式的全面性剖析，系統性地梳理了其國內框架與作為國際召集人的角色 。

亞當·斯密為我們提供了將智慧型機器整合進社會的必要經濟框架。 從《道德情操論》到市場設計，再到「看不見的手」背後的勞動分工理論，亞當·斯密的洞見直接叩問著當前AI引發的核心經濟難題：生產力提升後的紅利該如何分配？我們該如何設計一個同時容納人類與機器代理人的市場？在經濟結構面臨巨變之際，該如何守住人類的福祉？英國政府在《AI機會行動方案》（AI Opportunities Action Plan）中將這份野心描述得極為明確：要「在共享經濟繁榮、改善公共服務、增加個人機會等原則上，形塑這場AI革命」。

更重要的是，英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將其學術遺產轉化為具體的制度行動。 英國政府規劃在2026至2030年間挹注20億英鎊來鞏固其領導地位，其中包括撥款5億英鎊成立全新的「主權AI」（Sovereign AI）單位，用以提升對數據、算力與人才的掌握度 。英國也在2023年於布萊切利園——那個圖靈當年破解敵軍密碼的傳奇所在——舉辦了全球第一場「AI安全峰會」，象徵意義不言而喻。其後，英國更試辦了「AI標準樞紐」（AI Standards Hub），用以協調全球AI的標準化工作 。目前，英國政府已全數採納《AI機會行動方案》所列出的50項建議，其治理核心是五大跨領域原則：安全性、透明度、公平性、究責性以及可爭辯性 。

這不僅僅是一個懷舊的歷史故事。英格蘭銀行正在發展自身針對AI創新的研究方法，而由各監管機關組成的「數位監理合作論壇」（DRCF）也已開始對「代理型AI」（Agentic AI）——也就是能自主設定目標並進行決策的系統——展開監管提問的探索 。英國正在從最基層的基礎研究到最頂層的金融監理，打造一個全球AI秩序所需要的全套制度堆疊（Institutional Stack）。

要走向一個以人類福祉為優先的AI時代，最可行的路徑不是由單一強權所鋪設的。它必須植基於「發明了電腦的國家」與「將以大規模部署AI的國家」之間的合作。由英國提供讓機器服務於人、而非凌駕於人的制度、倫理與經濟架構，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務實的一場跨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