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網絡安全委員會首月接獲約200宗網絡傷害個案

新加坡網絡安全委員會（Online Safety Commission，OSC）於2026年6月29日開始運作。約一個月後，委員會已接獲約200宗網絡傷害報告，早期個案包括協助兩名個人資料遭公開的兒童，以及一名私密錄像被未經同意發布的倖存者。

這批初步個案，正好考驗新加坡處理網絡傷害的新模式：一方面為受害者提供專門、具法定基礎的求助及補救渠道，另一方面由SHECARES Centre等機構提供以倖存者需要為核心的支援。

OSC首月主要處理甚麼？

OSC首階段負責五類影響新加坡公民及居民的嚴重網絡傷害：

• 網絡騷擾，包括性騷擾；
• 起底（doxxing），即未經同意公開個人資料；
• 網絡跟蹤；
• 私密影像濫用；以及
• 涉及兒童的影像虐待。

目前公開資料確認，兩名兒童遭起底的個案，以及一段私密錄像被未經同意分享的個案，均屬OSC早期接獲的案件。不過，現有報道未有交代每宗個案的詳細處理結果，因此不能據此推斷所有案件均已完成相同形式的補救。

OSC的意義不只在於「接獲多少宗舉報」。根據《網絡安全（補救及問責）法》（Online Safety (Relief and Accountability) Act，OSRAA），委員會為受害者提供較直接的法定補救途徑，並可要求平台及相關網絡群組管理員移除有害內容，也可對涉及有害行為的帳戶採取措施。

一宗公開報道的個案涉及TikTok帖文。帖文不實地把一名女子與前代部長穆罕默德·費沙爾·易卜拉欣（Muhammad Faishal Ibrahim）辭職的情況扯上關係。OSC評估報告後認定涉及網絡有害活動並採取行動；截至報道所指時間，相關帖文已無法查閱。

OSC的管轄範圍預計會逐步擴大，從首階段五類傷害，延伸至OSRAA框架承認的其他網絡傷害類別。

為何法律補救仍需要SHECARES Centre？

OSC是法定補救機制，SHECARES Centre則扮演互補角色，提供以倖存者為中心的協助及社區支援。

兩者的分工十分關鍵。移除一則帖文，未必能消除受害者面對的全部傷害。倖存者可能仍要處理持續威脅、擔心再次曝光、名譽受損、情緒困擾，以及不知道下一步應如何處理等問題。

一個較完整的支援方案，可能同時包括：

• 方便使用的舉報渠道及迅速移除內容；
• 保護匿名身分及人身安全；
• 協助保存證據、記錄濫用行為及應對平台程序的實務指引；
• 情緒及心理健康支援；以及
• 在適當情況下提供法律協助。

OSC可以促成問責，並減少有害內容繼續流傳；支援服務則協助倖存者處理內容、帳戶或錄像被移除後仍然存在的個人影響。換句話說，內容下架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不是整個復原過程的終點。

調查數據揭示：網絡傷害不只是「看到令人不適的內容」

法律部長唐英年（Edwin Tong）引用SHE的研究指出，38%新加坡人曾親身經歷網絡傷害。在曾遭受網絡傷害的人當中，36%表示受到嚴重影響，包括抑鬱、擔心自身安全，部分人甚至出現自殺念頭。

司法部引用的較早期SHE研究亦顯示，76%受訪者不願在網上表達涉及潛在爭議議題的個人看法；女性、年輕人及少數族群尤其容易受到影響。

這些數字反映，網絡安全不只是判斷某則冒犯性內容是否仍然可見。網絡傷害也可能改變人們是否敢於參與討論、公開發言，或以真實身分留在網上，形成恐懼與自我審查。

新加坡內政部引用的另一項2022年調查發現，66%受訪者表示自己在網上感到安全；相比之下，92%受訪者表示獨自在夜間步行時感到安全。由於兩組數字來自不同年份及調查，不能視為SHE研究的直接更新，但仍顯示人們對網上與實體環境的安全感存在落差。

性別差異存在，但數據不足以作出全面比較

SHE提供的證據顯示，女性及年輕女性可能面對較為特定的網絡傷害形式。司法部引用的SHE 2023研究指出，22%女性青少年曾遭受性騷擾，整體受訪者的比例則為14%；15至24歲受訪者中，52%曾親身經歷網絡傷害，整體受訪者的比例為38%。

不過，這些數字並未提供涵蓋所有虐待類別的完整男女分項比較。因此，不能據此聲稱所有網絡傷害對男性與女性的影響完全相同，也不能把某一類別的性別差距套用到OSC全部案件。

較穩妥的結論是：性別、年齡及身分，可能影響一個人遭受網絡傷害的方式，以及傷害帶來的後果。性騷擾、性化威脅及相關濫用，可能帶來特別的安全與名譽風險；其他人則可能面對不同形式的恐嚇、羞辱或排斥。

唐英年的政策訊息：監管重要，但不能單靠監管

唐英年的核心論點是，監管不可或缺，卻不足以單獨解決網絡傷害問題。OSC及OSRAA提供可執行的補救渠道，但平台、網絡群組管理員及普通使用者，同樣要為自己容許及營造的網絡文化負責。

這包括拒絕把厭女、騷擾或暴力合理化的性別刻板印象與信念。如果有害行為被視為娛樂、網絡世界「無可避免」的一部分，或被認為受害者只能默默承受，法律補救始終只能在傷害發生後才介入。

因此，新加坡首月的經驗指向一個雙軌做法：

1. **快速而具執行力的介入：**讓受害者可透過實際可行的渠道，申請移除內容、限制涉事帳戶及取得其他補救，而不必只依賴平台的非正式舉報機制或漫長訴訟程序。
2. **長期預防與支援：**挑戰有害的性別規範，推動尊重他人的網絡行為，並為倖存者提供情緒、安全、實務及法律支援。

OSC首月接獲約200宗個案，說明受害者確實正在使用這條新渠道；SHE的研究則解釋了需求為何不止於內容審核。網絡傷害可以令受害者噤聲、削弱安全感，並加劇原有的不平等。這套制度最終能否奏效，關鍵在於快速的法律行動，能否與有意義的倖存者支援，以及改變造成傷害的網絡行為和社會觀念同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