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技原生世代」來了嗎？腦感測穿戴裝置對兒童成長的未解問題

「神經科技原生世代」（neurotechnological natives）不是在宣稱所有年輕人都會變成一個全新的、面貌一致的世代。José M. Muñoz 將它視為一個假說與分析工具：用來追問當腦感測與神經適應型科技像智慧型手機或健身追蹤器一樣普及時，兒童的認知與社會發展會受到什麼影響。7

腦感測科技，已不再只存在於實驗室

消費型神經科技正以日常穿戴裝置的形式出現。Neurable 推出以 EEG（腦電圖）為基礎的耳機，主打辨識疲勞並協助管理認知負荷；NextSense 開發腦感測睡眠耳塞；蘋果則在 2023 年提出一項描述搭載電極、可測量腦活動之 AirPods 的專利申請。7

Meta 的 Neural Band 則是一個需要區分的相關案例：它不是直接記錄腦電訊號，而是讀取手腕的神經肌肉電訊號，藉此控制 Ray-Ban Display 智慧眼鏡。7

這些產品並不代表消費型裝置已經能「直接讀心」。它們所顯示的是另一項更廣泛的轉變：感測器可以收集腦部或鄰近生理訊號，軟體則能將訊號分類，推測注意力、疲勞或準備程度等狀態，再讓介面作出回應。

人工智慧讓這項轉變更具分量。研究與開發工作正探索如何從 EEG、fNIRS（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及其他生理感測器辨識認知狀態，並動態調整 AI 互動，例如打造「神經適應型家教」系統。3 當這些技術變得更便宜、更輕巧，腦部便不只是科技呈現在螢幕上的對象，而逐漸被當成一種介面。21

為什麼兒童發展是核心問題？

Muñoz 並沒有主張這些裝置必然有害，也沒有說現有證據已證明它們會損害兒童發展。真正的疑慮是：反覆測量、分類與最佳化，可能成為兒童理解自己，以及他人評價兒童的方式。7

如果孩子經常收到機器生成的「專注度」、「疲勞」或「準備程度」回饋，他們可能逐漸透過科技標籤來解讀自己的心理狀態。這可能牽涉以下幾種正在發展的能力：

• 內在語言與自我理解： 外部分類可能影響兒童辨認、描述，甚至信任自身心理經驗的方式。
• 自我調節與衝動控制： 自適應提示或許能協助維持注意力與情緒調節，但也可能減少孩子練習覺察衝動、延遲反應，以及在沒有科技協助下管理自己的機會。
• 認知與自主性： 如果系統不斷建議何時讀書、休息或採取行動，可能改變兒童的判斷習慣，以及他們對決策責任的感受。
• 社交關係： 一個人的內在狀態若能被推測並分享給父母、教師、同儕、雇主或平台，信任與隱私的界線也可能隨之改變。

這些仍是需要研究的問題，而不是已確立的因果結論。正因為答案尚未明朗，更需要在採用成為日常之前展開調查。

所謂「從內側」影響心智

螢幕與社群媒體主要透過內容、社交互動、注意力吸引與回饋來影響發展。神經科技則引入不同的關係：系統可能利用腦部或生理訊號，推測一個人內在發生的事情，再調整周遭環境。21

這就是 Muñoz 所說的科技從心智的「內側」發生作用。裝置不只是提供外在刺激，而是進入一個循環：測量個人訊號、解讀訊號，再利用推論結果塑造下一個提示或體驗。

不過，這項差異也不應被誇大。消費型 EEG 系統有其限制，對疲勞或注意力的推論，並不等於直接取得一個人的思想。但即使分類並不完美，只要學校、家庭、企業或平台把它當成權威判斷，就可能產生實際後果。因此，問題不只在於準確度，也包括誰能取得資料、系統如何解釋推論、使用者能否提出異議，以及這些推論最後會影響哪些決定。

Muñoz 提出的九項研究方向

現有報導指出，Muñoz 的研究議程涵蓋技術科學、認知與發展，以及社會文化與治理三個面向，各提出三個緊迫問題；但提供的資料沒有列出九個問題的完整原文。以下是根據報導所整理的議題，並非 Muñoz 的逐字引述。7

技術科學面向

1. 消費型系統能以多高的準確度與穩定性，推測心理或認知狀態？
2. 系統會收集、結合、儲存及分享哪些神經、生理、行為與情境資料？
3. AI 將如何提升低成本、非侵入式感測器擷取有用資訊的能力？

認知與發展面向

1. 持續接受神經回饋或機器生成的心理狀態標籤，會如何影響兒童的內在語言與自我理解？
2. 神經適應型系統會強化還是削弱注意力、自我調節與衝動控制的發展？
3. 日常神經監測可能如何影響學習、記憶、認知、自主性與責任感？

社會文化與治理面向

1. 當人的內在狀態可以被推測或分享，家庭、同儕、教育與職場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
2. 商業誘因、取得科技的不平等、家長控制與機構壓力，將如何分配神經科技的利益與風險？
3. 在神經適應型系統普遍進入家庭、學校與職場前，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這九項問題將討論焦點從「裝置是否有效」推向更根本的層次：它會創造什麼樣的生活環境？當兒童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又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監管可能已經慢了一步？

治理難題不只是一般的消費者隱私。神經資料還牽涉心理隱私、同意、資料所有權、二次使用、AI 訓練、廣告、保險，以及雇主或其他機構的存取權。世界各地對這些問題仍沒有一致答案。22

目前的監管圖像相當零散。在美國，相關保障很大程度上可能依賴《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 5 條，處理不公平或欺騙性商業行為，而不是依靠一套全面規範神經資料收集與使用的聯邦制度。加州與科羅拉多州在 2024 年制定神經資料隱私保護措施；康乃狄克州的相關條文則預定於 2026 年 7 月生效。這形成的是各州權利與義務不一的拼圖，而非全國統一標準。7

職場 EEG 疲勞監測，包含據報導在採礦等高風險產業中的使用，也讓問題更複雜。在僱傭關係中，「同意」很難完全與壓力分開；一套原本為了提升安全而設計的系統，也可能被用於評估生產力，或影響勞工的談判地位。7

消費型神經科技已經引發嚴重的隱私爭議。2024 年一篇研究探討了首宗成功起訴消費型神經科技公司侵犯腦資料隱私案件所帶來的影響。2

在不扼殺創新的前提下採取預防措施

「神經科技原生世代」這個假說不等於必須放棄有用的裝置，而是提醒社會追問：保障措施是否跟得上產品部署的速度？至少，政策討論應考慮以下方向：真正有意義的同意、對兒童更高程度的保護、嚴格限制資料用途與二次使用、清楚說明推論如何產生、讓使用者能對具有重大後果的分類提出異議，以及防止被迫接受監測。

核心問題不是每一款腦感測穿戴裝置是否都很危險，而是社會是否會在研究人員、家庭、學校、勞工與監管機構尚未理解長期影響前，就讓測量並作用於私密心理訊號的系統變得理所當然。Muñoz 提出的九項問題，正是希望在規則尚有塑造空間時，及早開始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