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的「中國資本」(China Capital)調查,提供了一個罕見視角:中國工商銀行(ICBC,簡稱工銀)的倫敦分行與英國子公司,據稱如何被用來支援與北京全球戰略相符的目標。
ICIJ與23家媒體夥伴審閱了約480萬份、涵蓋2005年至2024年的機密紀錄。調查的重點並非宣稱每一筆貸款、交易或客戶關係都違法;它提出的核心質疑是,在部分被報導的個案中,政治與戰略目的可能比一般商業考量、制裁合規與反洗錢(AML)控管更受優先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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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紀錄指向什麼?
ICIJ表示,文件包括內部報告、電子郵件、客戶檔案、可疑交易紀錄、會議紀要,以及銀行共產黨委員會的指示。依其報導,工銀倫敦業務曾為與受制裁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商界人士有關聯的企業、被公開指控貪腐的威權領導人、債務沉重國家,以及中國政治建制相關人士提供融資或銀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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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也指出,北京總部有時會要求海外人員追求明確的政治目標,以服務工銀的多數股東——中國國家。這些目標包括鞏固外交關係、取得自然資源,以及擴大在通訊、能源與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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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稱,銀行人員在推動這些優先事項時,曾違反或豁免部分內部制裁與反洗錢政策。這是對內部治理及風險管理的嚴重指控;但僅憑這些紀錄,並不能直接證明每一名客戶、每一筆貸款或匯款均觸犯特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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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鎳業:鎳為何成為戰略焦點?
報導中較受關注的一項案例,是俄羅斯礦業公司諾里爾斯克鎳業(Nornickel)。ICIJ稱,該公司部分由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寡頭控制;在英國與美國禁止進口俄羅斯鎳的背景下,工銀倫敦分行及其他海外單位於2024年仍曾考慮為其提供人民幣計價貸款及其他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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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審閱的紀錄亦顯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工銀擴大了在俄業務。報導稱,該行在俄羅斯的總收入於2022年至2023年間增加逾一倍,2024年約賺取3.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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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是電動車與電池供應鏈的重要原料,因此這段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爭議在於:當西方政府試圖限制與俄羅斯戰爭經濟相關的貿易時,受西方監管體系監督的銀行業務,是否仍可能協助維持與高風險俄羅斯利益團體的商業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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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13億美元資金調度:緊急需求是否凌駕例行查核?
另一篇ICIJ報導指出,美國於2019年公開起訴華為、指控其涉及詐欺及違反對伊朗制裁後不久,工銀倫敦據稱將華為約13億美元的「緊急現金」由倫敦匯往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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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將這項作業描述為針對一個具戰略重要性的中國客戶所進行的緊急安排,並稱人員繞過了平常的內部流程。該筆轉帳本身未必違法;然而,調查將此事作為例證,說明當政治上重要的企業需要協助時,既有控制程序可能被迅速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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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與華為均未回覆ICIJ就該報導提出的多次置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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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國理由」放款?
文件顯示,工銀有時向澳洲礦業、資源與基礎建設公司提供貸款;從純商業角度看,部分貸款的利潤有限,甚至可能虧損。ICIJ稱,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深化長期關係,以支援中國取得資源及更廣泛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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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另報導,工銀曾在合規人員提出疑慮下,向亞塞拜然國營石油公司SOCAR提供約9,000萬美元貸款。這些案例被用來說明調查所稱的「中國理由」:放款的正當性不只來自預期財務回報,也可能來自資源取得、「一帶一路」基建連結及戰略產業發展等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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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戰略考量支持放款,不必然代表不當;真正的合規疑慮在於,政治理由是否削弱對客戶風險、制裁曝險或反洗錢控制的獨立評估。
「幾乎沒有意願終止高金融犯罪風險業務」
一名洗錢申報主管在2019年內部備忘錄中寫道,對於「終止高金融犯罪風險業務」,內部「幾乎沒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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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所稱的「終止客戶關係」(offboarding),意指停止與客戶往來。這句話因此反映,員工認為即使客戶被視為具有較高金融犯罪風險,機構內部也缺乏切斷關係的意願。
放在「中國資本」調查脈絡中,這凸顯一項治理張力:保留具有戰略意義的客戶關係,可能比透過去風險化(de-risking)降低曝險更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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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紀錄能說明什麼,又不能說明什麼?
ICIJ報導稱,工銀旗下實體在多個司法管轄區曾面臨執法處分或監管疑慮,包括美國、加拿大與盧森堡的單位,涉及金融犯罪防制缺失與規避制裁控制等問題;其他國家的監管機關也曾提出額外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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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紀錄為外洩文件所揭示的控管失靈指控提供背景,但不應被視為對每一筆報導交易的整體法律定論。針對特定子公司的監管處分、內部合規警告,以及外洩文件中的指控,屬於不同層次的證據。
中方回應與調查的更大問題
中國官員否認中國海外融資具有政治驅動或不透明的前提。中國駐尚比亞大使館向ICIJ表示,中國海外融資遵循市場規則與國際規範,不追求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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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的報導及其引述的專家則提出不同解讀:國家多數持股的銀行,可能成為金融國策工具,透過借貸與銀行關係,鞏固外交結盟、資源取得與戰略基礎設施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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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項調查的意義不只在某一筆匯款或貸款。它向監管機關與交易對手提出一個更難迴避的問題:當一家全球性、由國家多數持有的銀行,其商業決策與國家戰略目標交疊時,傳統合規制度與所在地監管,能否真正不受政治壓力影響、維持獨立性?外洩紀錄未能證明所有個案違法,但確實讓這個問題更難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