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TA 重砲抨擊歐盟 SAF 強制令「代價高昂且無效」，2026 年綠色燃料產量成長停滯

2026 年產量預測：一個正在熄火的成長曲線

IATA 最新數據顯示，2025 年全球 SAF 產量預計達到 190 萬噸，較 2024 年的 100 萬噸倍增；然而到了 2026 年，產量預測僅微幅增加至 240 萬噸，成長幅度從先前的 90 萬噸急遽縮減至 50 萬噸 。

這個微薄的產量，在 2026 年全球預計約 3.21 億噸的航空燃油總消耗量中，僅僅是個 0.8% 的微量存在 。這股停滯不前的情況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全球 SAF 的總產能其實已擴張至 900 萬噸，這意味著業界實際的產能利用率竟不到三分之一 。

把產能放回歷史脈絡：一場多年的掙扎

若要理解當前挑戰的規模，回顧歷史軌跡會很有幫助。航空業幾乎是從零開始，試圖以指數型成長的方式擴大規模，但最新數據顯示，這條曲線在關鍵時刻正在趨於平坦。

• 2020 年： 0.04 百萬噸（僅占航空燃油的 0.01%）
• 2021 年： 0.08 百萬噸（低於 0.05%）
• 2024 年： 1.0 百萬噸（約 0.3%）
• 2025 年： 1.9 百萬噸（約 0.6%）
• 2026 年（預測）： 2.4 百萬噸（約 0.8%）

自 2025 年 12 月以來，SAF 的產量增長實質上已陷入停滯，即便市場上存在著充足的閒置產能 。這種「潛力」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正是 IATA 深感挫折的核心所在。

杯水車薪的代價：成本飆升的惡性循環

如此緩慢的規模化腳步，背後是極為沉重的財務負擔。IATA 估算，這區區 240 萬噸的 SAF，將在 2026 年為全球航空業增加約 43 億美元的燃料成本 。這樣的高昂溢價，背後是由多重因素疊加而成：

• 昂貴的料源與尚未成熟的技術：SAF 的生產成本仍是傳統航空燃油的好幾倍 。
• 基礎設施的發展滯後：儲存、運輸與摻配等基礎設施的不足，以及高昂的前期資本支出，持續阻礙量產所需的龐大投資 。
• 監管政策的複雜性：缺乏全球協調一致的政策，不但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更衍伸出額外的法規遵循負擔 。

最終形成了一個難以掙脫的惡性循環：高成本抑制了航空公司簽訂長期採購協議的意願，而缺乏穩固的承購量，又反過來阻止了生產商擴大規模以壓低單位成本。

IATA 對歐盟 SAF 強制令的直接抨擊

IATA 的領導層，尤其是總幹事 Willie Walsh，毫不留情地批評了那些在他們看來是在雪上加霜的政府政策。首當其衝的，正是歐盟及其《ReFuelEU 航空法規》中的強制使用規範。

Walsh 形容歐盟的這套做法 「代價高昂、無效且極易被鑽漏洞」 ，認為它在沒有帶來相應環保效益的情況下，對航空公司施加了極為沉重的財務懲罰 。

其中最核心的抱怨，是這類強制令已在歐洲市場上創造出一個極大的扭曲現象：合規費用導致歐洲的 SAF 成本直接翻倍。IATA 的研究發現，在市場上購買 100 萬噸 SAF 本身只需 12 億美元，但生產商與供應商卻額外加收了高達 17 億美元的合規費用。Walsh 痛批，這筆憑空多出的鉅款，若用來購買真正的燃料，將足以減少數百萬噸的碳排放 。

IATA 這波批評的核心論點在於：只有對需求端的強制規定，卻沒有對供給端的平行獎勵，這無異於懲罰那些試圖購買根本還不存在於市場上、足量產品的航空公司。IATA 警告，歐盟這種單方面且強制規範特定技術的政策，不只在擴大 SAF 產能上徹底失敗，更正在積極傷害歐洲航空業的全球競爭力 。與其如此，IATA 倡導應採取技術中立、全球協調的政策，用「獎勵誘因」而非「強制規定」來建構市場 。

IATA 加速 SAF 部署的四大行動方針

為了打破眼前的僵局，IATA 已明確規劃出四項環環相扣的優先事項，呼籲各國政府及業界共同聚焦處理 ：

1. 擴大再生能源與料源供應鏈： 大規模增加再生能源的供應與永續生質料源的取得，是 SAF 能否量產的根本關鍵。政策上需要特別將這些稀缺資源，優先分配給像航空業這樣「難以去碳化」的部門 。
2. 開放燃料基礎設施的接取管道： 新的燃料生產商，必須能無歧視地接取既有的摻配、倉儲和配送網路，才能有效率地將其產品推向市場。
3. 解鎖多元融資機制： 各國政府必須動用貸款擔保、補助金等政策工具，為新建的 SAF 工廠降低投資風險，才能有效吸引必要的民間資本投入。
4. 落實以獎勵為基礎、全球協調的政策： IATA 敦促各國擺脫各自為政、以懲罰為導向的強制令，轉向一套全球一致的激勵性政策，並在技術與料源的選擇上保持中立，以真正驅動產能的提升 。

IATA 語重心長地警告，若缺乏這種全局性的協調努力，航空業「淨零碳排」的遠大目標，與殘酷的現實之間的鴻溝，只會越擴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