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些數字不能直接當作 Claude 在所有蛋白質設計任務中的固定成功率。不同目標的結果差距顯著,個別目標命中率從 0% 到 90% 不等。當 Mythos 每次集中 24 小時處理單一目標時,報告中的最高命中率為 35.1%;同時處理多個目標的活動,命中率則較低。
換句話說,14/15 是目標層級的結果,而 26.8% 是所有設計的總體結果,兩者代表的是不同指標。
這項實驗並不是讓語言模型憑空創造全新的蛋白質科學領域。首先,一名人類蛋白質設計專家提供了約 30,000 個 token 的提示,詳細說明整個工作流程;之後 Claude 只接受極少量的人類引導,自主執行其中多個步驟。
在這個框架內,Claude:
這個差異十分重要。Claude 的主要成就是管理一條長時間、需要使用多項工具的設計流程,並自行作出候選篩選決定,而不是重新發明每一種底層計算方法。
電腦模型可以預測某種蛋白質應該會結合,但預測不等於實際製造出的蛋白質一定能正確表達、摺疊或在測試中產生結合效果。因此,Anthropic 把設計交由外部合作夥伴進行實際測試。
Adaptyv Bio 在不知道設計由哪個模型產生的情況下接收樣本。其自動化流程由數碼蛋白質序列開始,經過 DNA 合成、蛋白質表達、結合測量及品質控制,再以表面電漿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測量結合能力。該公司在 1,320 個設計中測得 354 個結合蛋白。
Twist Bioscience 亦獨立製造並測試了相關設計。Anthropic 表示,結果包括至少 6 個目標的高親和力結合蛋白,以及至少 4 個目標的結合蛋白,其親和力達到或超過過往最佳報告結果。
這比只根據預測結構或模型自行撰寫的解釋來評估,證據力更強。但它回答的仍是一個相對狹窄的問題:設計出的蛋白質能否在指定測試條件下與目標結合?
它沒有證明這些蛋白質可以成為有效治療藥物。
Anthropic 提出的其中一項重要比較涉及 RBX1。Anthropic 報告稱,Claude 的設計在該目標上的命中率約為 40%,過往競賽參賽者則為 3.7%;公司並表示,其系統在這個目標上勝過先前的冠軍設計。
Anthropic 也表示,部分候選蛋白質展現出特別高的親和力,有些設計的結合強度是過往最佳發表結果的數倍。
蛋白質結合物(protein binder)是經工程設計、能附著於特定生物目標的蛋白質。它可以用於治療、診斷及研究試劑,但「能結合」只是研發早期的一個里程碑。
一個真正可用的藥物候選物,通常還需要具備合適的:
目標選擇是其中一項重要限制。相較於在細胞內運作的蛋白質,蛋白質結合物通常更容易針對可接觸的細胞外目標設計。Martin Shkreli 批評,部分報告中的親和力不足以支撐更廣泛的製藥業意義,並指出這項活動缺乏困難的細胞內目標。
這些批評並不會推翻「許多設計在實驗室中確實與目標結合」這項測量結果,但會限制我們應該如何下結論:實驗顯示 Claude 在一套明確流程下,能產生大量經實驗確認的結合蛋白;它並未證明 Claude 能可靠地創造細胞內療法,也未證明它在所有具臨床重要性的目標上都勝過既有藥物開發方法。
此外,部分核心數據仍由 Anthropic 公布。雖然蛋白質的實際製造與測試由外部機構進行,提升了結果的可信度,但若能在更廣泛、也更具挑戰性的目標集合上,由不同團隊重複驗證,才能更有力地測試其普遍性。
Anthropic 將蛋白質結合物設計視為更大計畫的一環:建立一套涵蓋多種模態的端到端系統,協助加快藥物開發,並分析化學與生物學資料。
實際上,這類系統的承諾並不是消滅實驗室,而是縮短研究目標、執行軟件、分類候選物,以及決定哪些少量設計值得進行實驗測試所需的時間。
這套流程具有明顯的雙重用途風險。同樣一種研究生物系統、設計蛋白質及協調專業工具的能力,既可以支援有益的科學研究,也可能降低從事有害生物研究所需的專業門檻與時間成本。
Anthropic 表示,蛋白質設計及其他具雙重用途的生物研究能力,在其最強大的系統上仍不會全面開放;公司傾向透過受控或可信任存取,讓合資格科學家使用。其提出的政策挑戰,是在支援正當治療研究的同時,限制可能協助病原體工程、毒素相關工作或其他危險生物活動的能力。
這項政策並非與技術成果無關。模型越能自主地從生物學問題走到候選分子設計,就越需要同時評估三件事:設計是否有效、誰能使用這套流程,以及存取權限、監控和安全防護是否足夠。
Anthropic 的展示顯示,Claude Mythos Preview 與 Claude Opus 4.8 能夠自主協調現有蛋白質設計工具,並以報告中的 22.6% 至 35.1% 命中率產生經實驗確認的結合蛋白。在 1,320 個設計中,有 354 個與目標結合;15 個完成評估的目標中,14 個至少產生了一個結合蛋白。
這是 AI 輔助早期蛋白質設計的一項重要概念驗證,但不是自主藥物發現系統,也不是解決細胞內標靶問題的答案,更不能取代候選物優化、毒理測試、臨床試驗和監管審查等漫長流程。
下一個真正的考驗,是這些結果能否在更難、更陌生的目標上重現,以及業界能否在不讓危險生物研究能力全面普及的前提下,讓這類技術廣泛支援正當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