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廠的損益表來看,中東戰爭主要透過三條路徑傳導到亞洲製造業。
第一是 能源成本。IMF 指出,約 25%–30% 的全球石油與 20% 的液化天然氣經由霍爾木茲海峽,亞洲與歐洲大型能源進口方正承受較高燃料與投入成本 。
第二是 航運時間與運費。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BR 在 2024 年 3 月指出,當時中東局勢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主要來自紅海航運受阻;以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衡量,中國出口運費升至歷史平均值兩倍以上,但仍低於疫情高峰的一半 。
第三是 通膨與金融壓力。IMF 總裁曾表示,中東戰爭會帶來更高通膨與較慢的全球成長;IMF 也指出,部分亞太地區面臨食品、肥料價格上升與金融條件收緊的壓力 。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能源供應的關鍵瓶頸。IMF 指出,全球約 25%–30% 石油與 20% 液化天然氣經由此水道,供應亞洲與部分歐洲需求 。一旦油氣供應受阻,或價格快速上漲,亞洲能源進口經濟體的電力、燃料、運輸與上游投入成本都會承壓 。
這個影響也不只限於石油。世界經濟論壇指出,若霍爾木茲受干擾,受威脅的不只是石油運輸,也包括肥料取得與高科技供應鏈 。對需要穩定能源、化工原料與零組件的製造商而言,能源價格波動很快就會變成採購、庫存與客戶報價問題。
不過,衝擊不會平均分配。IMF 相關報導指出,影響大小取決於一個經濟體是能源出口方還是進口方,以及有多少財政空間吸收衝擊 。同一場中東危機,對產油國、能源進口國、出口製造基地與本地市場型企業,壓力可能截然不同。
紅海危機是第二條壓力鏈。IMF 指出,加沙戰爭、紅海船運攻擊與較低石油產出,已成為拖累中東及北非經濟前景的因素之一 。對亞洲出口商來說,紅海問題的重點不只是船期延誤,而是原本相對穩定的亞洲—歐洲航線變得更難預測。
OBR 指出,中東局勢的即時經濟影響主要來自紅海航運受阻;以上海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衡量,中國出口運費曾升至歷史平均值兩倍以上 。另有引述世界銀行報告的報導稱,紅海危機擾亂全球貿易與海上運輸,並重塑亞洲—歐洲走廊上的港口貿易活動;報導也稱全球航運成本上升 141% 。
這代表即使工廠本身正常開工,只要貨物需要等待船期、支付更高運費,或面對更不穩定的航線安排,最終仍會反映在交貨承諾與客戶報價上 。
過去亞洲製造業的競爭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低成本、高效率與準時交付。但當能源與航運同時變得不穩,企業不能只比較單一採購價,還要把航線風險、替代供應、港口選項與安全庫存納入決策。
世界經濟論壇形容,中東衝突的連鎖經濟影響正向海灣以外擴散,可能在多年內重塑市場與供應鏈;其中霍爾木茲海峽是關鍵全球瓶頸 。這意味企業更需要準備多家供應商、分散港口與航線、調整庫存策略,並在長約與報價模型中重新計入能源與運輸風險。
這些做法可以提高韌性,但通常也意味庫存、倉儲、採購與營運成本上升。換句話說,供應鏈可能會更安全,卻未必能回到過去最低成本、最低庫存、最準時交付的狀態。
能源與航運成本上升,最初會出現在企業成本表;若壓力持續,就可能逐步傳到出廠價、進口價與消費價格。IMF 總裁曾警告,中東戰爭意味著更高通膨與較慢全球成長 。
通膨傳導大致有四個渠道:燃料價格推高生產與運輸成本;紅海危機推高海運成本;食品與肥料價格上升增加農業投入與生活成本;金融條件收緊讓企業融資與周轉更昂貴 。對政策制定者與企業而言,最棘手的是價格壓力與成長放慢可能同時出現 。
最直接受壓的是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經濟體與能源密集型企業。IMF 指出,亞洲依賴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特別是來自中東的能源,因此在供應中斷或價格急升時更脆弱 。
第二類是依賴亞洲—歐洲長距離海運的出口商。OBR 指中東局勢的即時經濟影響主要來自紅海航運受阻,而中國出口運費曾升至歷史平均值兩倍以上 ;世界銀行相關報告也指出,紅海危機改變亞洲—歐洲走廊上的港口貿易活動 。
第三類是成本轉嫁能力低的企業。若合約價格固定、競爭激烈、產品毛利薄,能源、運費與庫存成本上升就更容易壓縮利潤。相反,能源出口方或具備較大政策緩衝的經濟體,短期壓力可能相對較低,但仍會受到全球運費、金融條件與終端需求變化影響 。
中東戰爭對亞洲製造業的真正威脅,是能源、航運、原材料與金融條件彼此疊加。只要衝突未進一步擴大到主要能源與航運瓶頸,許多工廠未必會立即停產;但成本會更高、交貨更不穩、庫存安排更保守,通膨也可能更難回落 。
若衝突進一步影響霍爾木茲海峽或紅海主要航線,亞洲能源進口方與出口製造商會首當其衝。原因很直接:霍爾木茲承載全球約 25%–30% 石油與 20% 液化天然氣,而紅海危機已對全球航運成本與亞洲—歐洲貿易走廊造成明顯擾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