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工程師用自家 AI 寫程式，Google 共同創辦人 Brin 竟得跟公司內部官僚體制奮戰數週

Brin 如何努力解除禁令

儘管身為擁有 超級投票權 且能直接聯繫 CEO Sundar Pichai 的共同創辦人，Brin 卻無法迅速解決這個問題 。他花了 數週時間 試圖透過正常的內部管道解除限制，但過程拖延了 「一段長得離譜的時間」 。

感到沮喪的 Brin 最後直接將問題上報給 Sundar Pichai，對他說：「我搞不定這些人，你得來處理這件事」 。Pichai 展現了支持態度，並協助解除了限制，讓 Google 工程師終於可以使用 Gemini 寫程式 。

這揭示了 Google 的內部文化

這個插曲清楚地揭示了 Google 的官僚文化：

• 流程凌駕產品：即使創辦人極力反對，一項隨意且過時的政策也能凌駕於公司自身的戰略 AI 優先級之上 。
• 官僚慣性：即使擁有最終治理權的共同創辦人，如果沒有花上數週時間並直接向 CEO 求助，也無法繞過這個系統 。
• 規模的諷刺：打造 AI 的公司，竟得為了讓工程師使用它而與自己的內部規則抗爭——這是大型科技公司流程僵化如何扼殺創新的經典案例。

更廣泛的背景：AI 支出、股價波動與 Brin 的財富

「禁用清單」的故事並非 Google 與 AI 關係複雜的唯一跡象。2026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Alphabet 股價暴跌約 7%，原因是該公司將全年資本支出預測上調至最高 2050 億美元，引發投資人對 AI 支出紀律的擔憂 。這次拋售導致 Alphabet 市值在單日內蒸發約 2900 億至 2940 億美元，創下有史以來最大的單日價值損失之一 。

2026 年 7 月 25 日，Alphabet 股價部分反彈，將 Brin 的淨資產推升至約 2418 億美元，使他重新奪回 全球第三大富豪 的寶座 。

更大的背景將同一個矛盾串聯起來：Google 在 AI 上投入了數百億美元（光是 2026 年的資本支出就高達 1950 億至 2050 億美元），然而投資者卻擔心支出失控 。與此同時，在公司內部，自己的官僚體制卻在阻止工程師使用其最頂尖的 AI 模型——Brin 的這則軼事生動地凸顯了這種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