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執委會此前估計,在為期三年的過渡期內,總成本約為100億至130億歐元,或每年約34億至43億歐元。GSMA的估算範圍——最高達400億歐元——是執委會最高端數據的三到四倍。這個巨大的落差,正是關於華為/中興設備淘汰成本是否可控或難以負擔之政策爭論的核心。
根據Politico對GSMA Intelligence調查結果的報導,總成本細項如下:
這三個類別加總即為300至400億歐元的總範圍。
除了直接置換成本,GSMA預測,由於供應商競爭減少,2027至2030年間將產生額外85億歐元的間接成本。其邏輯是:排除華為與中興將縮小供應商市場,導致來自其餘供應商(主要是Nokia和Ericsson)的價格上漲,設備定價的競爭壓力也將減弱。
多位分析師和獨立研究人員對GSMA的數據提出了強烈反駁。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主任Hosuk Lee-Makiyama向Politico表示,GSMA的估算「是總額,而非增量」——他認為該報告未能扣除那些作為常規網路升級一部分、無論如何都會發生的置換成本。ECIPE更廣泛的研究曾警告,基於安全考量的全面性供應商禁令,會對歐洲運營商造成不成比例的成本,並在沒有相應安全效益的情況下,風險導致5G部署放緩。
更引人注目的是,獨立產業研究公司Strand Consult發布了一份反分析報告,估算實際一次性置換成本僅為35億美元(約32億歐元)——約為GSMA數字的十六分之一。這份提交給歐盟網路安全局(ENISA)的分析報告認為,GSMA嚴重高估了已部署的華為/中興設備數量以及替換的複雜度。Strand Consult指出,在截至2019年的前三年中,歐洲運營商購買了約87.5億美元的無線接取網路(RAN)設備,其中40%來自華為和中興——這表明可替換的設備基礎遠比GSMA暗示的要小。
核心爭論點在於方法論:由運營商委託的研究產出高額數字,用以支持要求歐盟補償或延緩政策的論點;而獨立且支持競爭的分析師則得出低得多的數字,暗示禁令是可控的。
有幾個因素使人們對GSMA的成本預測產生公信力方面的疑慮:
會員包含華為: GSMA是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協會,其會員不僅包含委託報告的歐洲運營商,更包含了華為本身。這造成了一種內在的利益衝突——報告的標題數字同時服務於華為(高額的「移除成本」數字可能嚇阻禁令)和運營商(他們希望獲得更高的歐盟補償)的政治利益。
2019年的前例: 2019年6月,GSMA曾預測,將中國供應商排除在歐洲5G建設之外,將增加550億歐元(620億美元)的成本,並導致部署延遲18個月。同年,Strand Consult發布了其反分析報告,估算實際置換成本僅為35億美元——約為GSMA數字的十六分之一。
一再出現的模式: 批評者認為,GSMA持續產出與其會員遊說利益一致的高額成本估算,而獨立分析師則一再得出低得多的數字。
成本辯論正處於監管迅速收緊的背景之下。
《網路安全法》修訂版(2026年1月提出): 歐盟執委會於2026年1月公布了《歐盟網路安全法》的修訂草案,旨在授權**強制排除「高風險第三方供應商」**於行動電信網路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之外。該法案旨在將非約束性的建議轉變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禁令。
涵蓋18個產業: 一份由歐盟中國商會(CCCEU)委託、KPMG進行的獨立研究估算,在2026年至2030年間,從歐盟18個關鍵產業中逐步淘汰中國供應商,將耗費3678億歐元——這說明了更廣泛監管推動的龐大規模。
執委會2026年5月的建議: 2026年5月4日,歐盟執委會正式建議其會員國將華為和中興設備排除在其通訊基礎設施之外,這標誌著從早期的自願性指導方針,向即將出台的《網路安全法》框架下的強制性規則邁出了重大一步。
歐盟最高法顧問2026年3月的意見: 與歐洲法院(CJEU)先前的判例一致,該裁決的推理大致上確認,會員國在歐盟法律下,可以基於國家安全實施供應商禁令,前提是該禁令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且不具歧視性。
德國2024年的承諾: 德國已於2024年同意在2026年底前將華為組件從其5G核心網路中移除,這是德國政府與德國電信等運營商之間分階段協議的一部分。
| 項目 | GSMA Intelligence(2026年7月) | 歐盟執委會 | Strand Consult(2019年) |
|---|---|---|---|
| 直接總成本 | 300–400億歐元 | 100–130億歐元 | ~35億美元(約32億歐元) |
| 行動網路 | 160–220億歐元 | 不適用 | 不適用 |
| 固網 | 50億歐元 | 不適用 | 不適用 |
| 傳輸網路 | 90–120億歐元 | 不適用 | 不適用 |
| 間接成本(2027–2030) | 85億歐元 | 不適用 | 不適用 |
300至400億歐元的數字,最好被理解為廣泛可信估算光譜中的一個數據點,而非客觀成本。爭論不僅關乎數字本身,更關乎方法論和利益:由運營商委託的研究產出高額數字,以支持要求歐盟補貼或延緩政策的論點;而獨立且支持競爭的分析師則得出低得多的數字,暗示禁令是可控的。隨著歐盟政策制定者傾向於使供應商排除令具有法律約束力,真正的成本只有在第一波替換完成後才會變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