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前沿 AI 安全研究人員請病假、尋求心理諮商或選擇離職,關鍵不只是工作繁忙,而是道德壓力與制度壓力同時累積。他們負責測試能力最先進的模型,卻擔心模型本身及業界搶先部署的競爭,可能在防護措施、監督機制與評估能力到位前,就提高生物或資安傷害的風險。
據報,英國 AI 安全研究所(UK AI Safety Institute,AISI;負責獨立評估前沿 AI 模型的機構)有數名人員因心理壓力請醫療假或尋求諮商,背景包括緊迫的測試時程、士氣低落與倦怠。大型 AI 實驗室研究員也傳出相近焦慮;不過,現有公開證據不足以判斷這種情況在 Anthropic、OpenAI 或 Google DeepMind 等各家機構內究竟多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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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究竟擔心什麼?
1. 風險既可能很快出現,也可能非常嚴重
研究人員擔憂,模型可能降低發動網路攻擊或進行生物濫用的技術門檻;更長期的擔心則是,若系統變得更自主,人類可能難以維持有意義的控制。曾在 OpenAI 與 Anthropic 從事預訓練研究的 Jacob Coxon,便將 AI 輔助的生物威脅與網路武器列為可能通往災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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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等於「人類滅絕已迫在眉睫」獲得證實,而是部分最接近前沿開發的人,對風險組合做出了極為嚴峻的判斷。
2. 安全工作者可能感到自己也在推動風險
這類工作很難保持抽離。安全團隊並非只是在學術上討論抽象危害;他們實際評估、訓練,或協助部署所擔心的系統。當測試排程緊縮、商業競爭仍持續加速時,研究員即使發現問題,也未必有足夠權力要求延後發布。
「看得見風險,卻不一定能踩煞車」的落差,容易造成倦怠、無力感與道德傷害——也就是個人認為自己的工作可能牴觸重要價值,卻難以改變處境時的心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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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xon 的離職,讓原本私下的焦慮浮上檯面
Coxon 離開 Anthropic 後公開批評,稱業界正競相邁向可自我改進的超級智慧,卻沒有負責任地行事。
14 他也告訴 BBC,頂尖實驗室內的人對技術進展速度及其對人類的意涵「真心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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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公開離職與警告,未必能代表所有員工的觀點;但它使原本可能只在內部流傳的疑慮變得可見,也讓其他研究員更直接面對一個選擇:留下來推動安全、內部提出異議,或乾脆離開。
為何單一公司或單一員工難以解決?
前沿 AI 的競爭結構,使個別公司自行放慢腳步很困難:若一家延後能力開發,可能擔心競爭對手搶先。因此,問題不只是個人心理承受度,也涉及勞動環境與治理架構。
史丹佛人本人工智慧研究院(Stanford HAI)的討論指出,全面放慢 AI 能力研發很難實現;與此同時,政府或合格第三方所做的獨立評估,應成為 AI 生態系的常規環節。
3 這代表較可信的方向不只是呼籲員工「更有責任感」,而是建立能跨公司適用、具外部約束力的制度。
高層喊「減速」,為何反而未能消除不信任?
Anthropic 的 Dario Amodei、OpenAI 的 Sam Altman、Google DeepMind 的 Demis Hassabis 等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支持放慢前沿 AI 發展或加強安全控制。
2 但批評者指出,若由既有龍頭設計或主導「AI 凍結」,反而可能鞏固這些公司的市場力量,壓縮新進競爭者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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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界真正會檢驗的不是口頭表態,而是能否提出可查核的行動,例如:
- 在風險未釐清時延後模型發布;
- 讓獨立評估者取得足夠、持續的檢測權限;
- 設立明確且可執行的能力或風險門檻;
- 提供可信的吹哨者保護;
- 接受政府或外部機構的約束,而非只靠業界自律。
AI 協助 AI 研發,讓「來不及評估」的感受更強烈
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 AI 已經實現完整的遞迴式自我改進——也就是系統持續自行提升自身能力的狀態。
6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AI 已開始自動化部分研究與工程工作;一旦迭代速度加快,人類可能更難及時理解、測試與治理新能力。
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CSET)指出,AI 研發若高度自動化,可能大幅加速能力進展,並削弱人類理解與控制系統的能力。
4 不過,現況仍有明顯限制:一項研究發現,AI 代理人能在無人協助下完成大量研究工程工作,但未能在開放式科學問題上取得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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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擔憂不是「全自動科學突破已經發生」,而是能力進步、風險評估與公共治理之間的速度差,可能正在擴大。
結論:這是一場關於責任、控制權與信任的壓力危機
這些請假、諮商與離職事件,不能被解讀為末日已被證實。它們更反映出:部分身處前沿 AI 開發與測試第一線的人,認為加速的能力、可被濫用的雙重用途風險、公司間競爭,以及薄弱的外部控制,已構成心理上與倫理上難以承受的組合。
要減輕這種壓力,關鍵不只是要求研究員更堅韌,而是讓安全評估能真正影響部署決策,並以獨立、透明且可執行的規則,降低任何一家公司或一位員工必須獨自承擔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