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克柏在 2026 年 9 月 15 日表示，他不支持 AI 產業集體放慢開發速度。他的核心主張是：競爭壓力、法律責任，以及系統必須獲得使用者信任並與其需求對齊的商業需求，已經讓每一家 AI 實驗室都有誘因，也有能力，依自身情況訂定並落實安全開發步調。1

換言之，他認為若一家實驗室忽略模型對齊與安全，產品就會在市場上落後；若產品造成傷害，公司還可能面臨法律責任。因此，與其等待所有競爭者達成共同減速協議，不如由每家公司各自負責，在必要時自行延後訓練、測試或發布。

與阿莫迪的分歧：自主決策或協調減速

這一立場直接有別於 Anthropic 執行長達里奧・阿莫迪的主張。阿莫迪呼籲放慢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特別是可能讓 AI 協助打造下一代 AI 的「遞迴式自我改進」，以騰出時間讓安全研究、測試與監督措施跟上能力進展。OpenAI 執行長山姆・阿特曼與 xAI 的伊隆・馬斯克都曾表態支持這類協調式步調。23

祖克柏並非否認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反對把「全產業一起放慢」當成必要前提。他主張，每個實驗室都能自行判斷何時該減速，並為自己的模型與產品負責。

Meta 如何為自身做法辯護

祖克柏列出幾項 Meta 的做法，作為公司無須等待同業也能採取安全行動的例子：

• Meta 曾將 Muse AI 代理人的推出延後數月，以加強安全與資安防護；他強調，Meta 當時沒有要求其他實驗室先一起放慢。1
• Meta 將大部分運算資源投入滿足使用者短期需求的產品，而非投入 AI 自我改進。1
• 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採用獨立評估者與顧問；祖克柏稱，聘請外部評估與諮詢是業界最佳實務。1

這套論述的重點是「分散式責任」：公司可接受外部檢視，但不必透過跨公司協議來統一限制開發速度。

政治與競爭現實，使產業協議更難落地

AI 是否應協調減速，也牽涉美國政策與國際競爭。美國總統川普反對放慢 AI 或施加嚴格的新管制，理由是美國必須維持對中國的競爭力。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也傾向持續推進技術，而非支持一體適用的暫停或減速。4

這代表即使部分業界領袖支持共同調整步伐，真正形成具約束力的產業協議仍有高度不確定性。

協調本身還有反壟斷問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安德魯・弗格森警告，不應讓 AI 公司以安全為由尋求反壟斷豁免；不過，路透引述的法律專家指出，現有反壟斷法在防止災難性風險的情況下，可能容許某些協調行動。5

「有誘因」不等於一定足夠

祖克柏的說法本質上是對市場、法律與企業自律誘因的判斷，並不是這些機制必然能防止傷害的證明。

這也讓 Meta 的安全承諾受到格外嚴格的檢視。Meta 近期同意支付最高 180 億美元，並加強青少年保護措施，以和解美國多州指控 Facebook 與 Instagram 被設計為讓兒童與青少年持續使用、形成黏著的訴訟；Meta 在和解中否認有不當行為。6

整體而言，祖克柏倡議的是由各公司自行決策、外部評估輔助，並由市場與法律後果驅動的 AI 安全治理；阿莫迪則主張，在最先進 AI 能力快速演進時，產業應協調放慢腳步。哪一種路線足以降低風險，目前仍沒有定論，尤其跨公司集體行動仍面臨政治、競爭與法律障礙。

祖克柏在 2026 年 9 月 15 日表示，他不支持 AI 產業集體放慢開發速度。他的核心主張是：競爭壓力、法律責任，以及系統必須獲得使用者信任並與其需求對齊的商業需求，已經讓每一家 AI 實驗室都有誘因，也有能力，依自身情況訂定並落實安全開發步調。1

換言之，他認為若一家實驗室忽略模型對齊與安全，產品就會在市場上落後；若產品造成傷害，公司還可能面臨法律責任。因此，與其等待所有競爭者達成共同減速協議，不如由每家公司各自負責，在必要時自行延後訓練、測試或發布。

與阿莫迪的分歧：自主決策或協調減速

這一立場直接有別於 Anthropic 執行長達里奧・阿莫迪的主張。阿莫迪呼籲放慢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特別是可能讓 AI 協助打造下一代 AI 的「遞迴式自我改進」，以騰出時間讓安全研究、測試與監督措施跟上能力進展。OpenAI 執行長山姆・阿特曼與 xAI 的伊隆・馬斯克都曾表態支持這類協調式步調。23

祖克柏並非否認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反對把「全產業一起放慢」當成必要前提。他主張，每個實驗室都能自行判斷何時該減速，並為自己的模型與產品負責。

Meta 如何為自身做法辯護

祖克柏列出幾項 Meta 的做法，作為公司無須等待同業也能採取安全行動的例子：

• Meta 曾將 Muse AI 代理人的推出延後數月，以加強安全與資安防護；他強調，Meta 當時沒有要求其他實驗室先一起放慢。1
• Meta 將大部分運算資源投入滿足使用者短期需求的產品，而非投入 AI 自我改進。1
• 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採用獨立評估者與顧問；祖克柏稱，聘請外部評估與諮詢是業界最佳實務。1

這套論述的重點是「分散式責任」：公司可接受外部檢視，但不必透過跨公司協議來統一限制開發速度。

政治與競爭現實，使產業協議更難落地

AI 是否應協調減速，也牽涉美國政策與國際競爭。美國總統川普反對放慢 AI 或施加嚴格的新管制，理由是美國必須維持對中國的競爭力。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也傾向持續推進技術，而非支持一體適用的暫停或減速。4

這代表即使部分業界領袖支持共同調整步伐，真正形成具約束力的產業協議仍有高度不確定性。

協調本身還有反壟斷問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安德魯・弗格森警告，不應讓 AI 公司以安全為由尋求反壟斷豁免；不過，路透引述的法律專家指出，現有反壟斷法在防止災難性風險的情況下，可能容許某些協調行動。5

「有誘因」不等於一定足夠

祖克柏的說法本質上是對市場、法律與企業自律誘因的判斷，並不是這些機制必然能防止傷害的證明。

這也讓 Meta 的安全承諾受到格外嚴格的檢視。Meta 近期同意支付最高 180 億美元，並加強青少年保護措施，以和解美國多州指控 Facebook 與 Instagram 被設計為讓兒童與青少年持續使用、形成黏著的訴訟；Meta 在和解中否認有不當行為。6

整體而言，祖克柏倡議的是由各公司自行決策、外部評估輔助，並由市場與法律後果驅動的 AI 安全治理；阿莫迪則主張，在最先進 AI 能力快速演進時，產業應協調放慢腳步。哪一種路線足以降低風險，目前仍沒有定論，尤其跨公司集體行動仍面臨政治、競爭與法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