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出了甚麼前提?
中美預定在 2026 年 9 月舉行 AI 對話,時間點可能早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於 9 月 24 日訪美、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舉行的峰會。不過,會談日期、地點、參與者及議程範圍仍未完全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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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目前公開提出的核心要求,是華盛頓先處理其所謂的「雙重標準」:美國不能一方面以安全、披露及審計為由要求中國 AI 企業接受限制,另一方面卻讓美國 AI 公司不受同等規範。央視旗下社交媒體帳號「玉淵譚天」稱,只有在美國證明本國 AI 企業也受到相同規則約束後,雙方才可能進行「實質性」討論;同時,必須區分真正的安全威脅與一般的技術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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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北京把實質性 AI 安全對話,與美國改變被中國視為具脅迫性的科技政策連在一起,尤其是針對中國 AI 企業的調查、制裁及貿易限制。現有報道並未完整披露一份具法律效力、逐項列明的談判前提,因此不宜把公開表態延伸解讀為已經敲定的正式協議條款。
為甚麼北京稱美國搞「AI 霸權主義」?
爭議起點是美國官員表示,中國 AI 公司可能因涉嫌竊取美國技術、違反出口管制或透過「蒸餾」複製先進模型能力而面臨調查、制裁及貿易限制。中國商務部批評,美方是在缺乏充分事實或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懲罰中國企業,意圖壓制中國科技發展,並將這種做法稱為「AI 霸權主義」。北京也警告,任何對中國利益造成實質損害的行動,都可能招致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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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敘事中,這不只是一次知識產權執法爭議,而是美國利用晶片、模型、雲端及市場准入優勢,維持自身在 AI 領域主導地位的行動。華盛頓則關注中國取得美國先進晶片、模型及相關技術後,可能提升軍事與網絡能力。雙方因此都把 AI 能力視為國家安全資產,而不單是商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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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 對阿里巴巴 Qwen 的指控是甚麼?
Anthropic 於 6 月 10 日致函美國參議院高級議員,指稱與阿里巴巴及其 Qwen AI 實驗室有關的操作者,在 4 月 22 日至 6 月 5 日期間,建立近 2.5 萬個虛假 Claude 帳戶,合共產生超過 2,880 萬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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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 認為,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模型「蒸餾」行動。蒸餾是指利用能力較強模型的輸出,訓練另一個較小或較弱的模型,藉此降低自行開發相同能力的成本。Anthropic 稱,相關操作集中抽取 Claude 在軟件工程、代理式任務處理及自主推理方面的能力,以便在 Qwen 系統中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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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及行為描述目前都是 Anthropic 提出的指控,並非已經由法院或監管機構裁定的事實。就目前所提供的資料而言,阿里巴巴的完整回應亦未獲充分記錄,因此不能把指控直接寫成已獲證實的侵權結論。
中國如何回應?是否涉及工信部?
北京把 Anthropic 的投訴及美國可能推出的制裁,形容為華盛頓爭取科技優勢的一部分,而非單純、按一致標準執行的安全或知識產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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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研究以限制先進模型對外提供的方式作出對應。路透社報道,中國商務部曾與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及 Z.ai 等企業討論,是否限制海外取得中國最先進的 AI 模型,包括尚未發布的模型,以及可下載、修改和再部署的開放權重模型;相關討論仍不等於已經公布正式政策。
現有可查證資料把這些會議的牽頭部門指向商務部,並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已正式提出或落實一套同等措施。因此,較準確的說法是:中國政府正把先進模型的對外提供視為戰略資產,並研究以出口或海外准入限制作為政策工具,而非已由工信部公布完整監管方案。
9 月 AI 會談可能談甚麼?
1. 前沿模型的安全風險
雙方最可能尋找有限共識的領域,是如何界定及評估「前沿 AI」模型。議題包括模型失控、危險濫用,以及高度自主系統可能造成的安全後果。北京也關注 Anthropic 的 Mythos 等前沿模型可能具備的網絡攻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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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絡安全與模型蒸餾
模型被竊取、透過大量 API 查詢進行蒸餾,以及 AI 協助網絡攻擊,可能成為技術官員之間較具體的討論方向。兩國若能先就風險通報、紅隊測試或事件聯絡建立最低限度的共識,便可能為日後的安全合作留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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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放權重模型如何監管
開放權重模型的核心特點,是模型權重可以被下載、修改及自行部署。中國企業在這類模型上的發展迅速;Anthropic、OpenAI 等美國企業則較多採取封閉式、由公司控制存取權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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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模式對安全護欄、責任歸屬及監管執行提出截然不同的問題:封閉模型較容易由開發者控制使用方式,但開放權重模型一旦發布,便較難回收或全面監督。美國業界也警告,不應過早對開放權重模型施加廣泛限制。
為甚麼難以達成廣泛協議?
真正的分歧不只在 AI 安全,而在於誰能掌握先進算力、模型能力及全球技術規則。華盛頓希望阻止美國晶片、模型和技術知識提升中國的軍事及網絡能力;北京則反對其認為旨在鞏固美國優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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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 的指控及可能引發的制裁,已令原本計劃中的安全對話承受壓力。雙方或許能在「前沿模型」的技術定義、某些風險分類或危機溝通上取得有限進展,但要同時處理出口管制、知識產權執法、模型海外准入及跨境審計,短期內並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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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9 月會談更可能是一場建立信任和劃定紅線的接觸,而不是解決中美 AI、貿易及安全衝突的全面談判。
埃及數據中心:競爭已延伸至海外
這場較量也在雙邊會談之外展開。華為已向埃及政府提出 AI 數據中心方案,涵蓋軍事、監控及其他公共部門用途,並計劃提供 Ascend 系列晶片。彭博報道稱,方案包括 1,408 枚 Ascend 950 系列晶片,用於 AI 訓練雲,以及另外 600 枚 Ascend 950 或較早期的 910B 晶片,用於兩個推理叢集;美國官員則正研究競爭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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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項目顯示,AI 競爭已不只是誰擁有最強模型,也包括誰能提供晶片、數據中心、雲服務、電力及政府級部署經驗。當一個國家選擇某一套算力與雲端基礎設施,往往也會影響其日後的標準、供應鏈及數據治理方向。
不過,現有資料不足以支持有關美國在非洲及中東整體基礎設施方案的完整範圍,也不足以證明中國全球 AI 模型使用率已按某一具體百分比上升。同樣地,題目提及的特定無人機出口管制細節,在目前取得的報道中也未有充分證據支持。
兩種全球 AI 秩序正在形成
中國正推廣開放權重 AI,並在 7 月提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試圖以較開放的技術模式提供一個有別於美國主導框架的選項。
中國開放權重模型在能力和全球能見度上的提升,使模型發布本身也成為地緣政治工具。美國企業的封閉模型強調控制、授權及安全護欄;中國則希望透過較廣泛的模型分發和合作,擴大在全球南方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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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中美 AI 對話特別難談:雙方表面上討論的是模型安全,實際上同時在競爭晶片、算力、數據中心、商業准入、技術標準及規則制定權。若 9 月會談能先建立一套共同的前沿模型定義,已可能是有限但具象徵性的成果;要進一步化解整場科技競爭,則仍有很長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