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實驗室前掌門人與諾基亞的爭議：AI 轉型，還是抹去研究傳統？

這場爭議表面上是前任主管對人事、職銜與辦公地點的批評，深層則是兩種研究機構想像的碰撞：貝爾實驗室究竟應該維持一個能長期探索基礎問題的跨學科研究中心，還是轉型為規模更精簡、直接服務 AI 與網絡產品的企業研發單位？

馬庫斯・韋爾登曾於 2013 至 2021 年間擔任貝爾實驗室總裁，並曾任諾基亞企業技術長。712 他在 2026 年 8 月 26 日發布的 LinkedIn 貼文中，對前東家的管理方式提出尖銳批評，形容研發削減「令人震驚且前所未有」，並指現任管理層似乎有意「抹去這個組織的歷史」。3416

爭議焦點一：研究人員是否已大幅減少？

韋爾登表示，他離開貝爾實驗室時，機構擁有超過 1,200 名研發人員；按他的估算，如今人數已減至約 600 人，接近少了一半。34 他認為，這不是一般企業重整，而是貝爾實驗室研究能力與長期使命正在被削弱的證據。

不過，這組數字目前屬於韋爾登的估算，相關報道所引用的資料中沒有看到諾基亞對此作出公開確認。因此，「由 1,200 多人減至約 600 人」應視為前任主管提出的說法，而非已獲諾基亞證實的官方統計。34

爭議焦點二：一個職銜和幾塊牌匾，為何如此重要？

韋爾登特別批評兩項象徵性改變：撤去貝爾實驗室負責人的「President」職銜，以及移除紀念歷任領導人的牌匾。他指出，這個職銜已沿用逾 100 年，目的不只是行政命名，也象徵貝爾實驗室在母公司及科技界的重要地位。16

對諾基亞而言，這些或許只是組織架構與展示方式的調整；對韋爾登而言，則是企業如何看待自身歷史的公開訊號。當職銜、紀念物、員工規模與總部所在地的變化同時出現時，他認為外界有理由擔心，貝爾實驗室不再被視為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研究機構。

貝爾實驗室的價值：不只是企業研發部門

韋爾登所捍衛的，是一種「先研究，再等待成果成熟」的模式。傳統貝爾實驗室聚集物理學家、數學家、軟件研究員與網絡工程師，讓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在較長時間尺度上探索尚未有明確商業回報的問題。

貝爾實驗室的歷史成就包括電晶體、雷射、資訊理論、Unix，以及 C 和 C++ 等技術與工具。915 這段歷史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成果名單本身，而是它說明跨學科、長期且相對自主的研究，可能在多年後改變整個產業。

韋爾登的觀點是，人工智慧時代反而更需要這種跨領域能力，而不是因為 AI 興起，就把基礎研究視為過時。從這個角度看，若研究部門只圍繞近期產品路線圖運作，便可能失去產生下一代根本性突破的能力。

諾基亞的回應：不是收縮，而是進入 AI 新篇章

諾基亞否認正在貶低貝爾實驗室的地位。公司表示，貝爾實驗室仍是諾基亞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使命是把世界級研究轉化為具商業價值、並能推動產業發展的技術。3

諾基亞近期任命 Guru Parulkar 領導貝爾實驗室，也被公司視為新方向的訊號。諾基亞的說法是，研究團隊將在他的帶領下集中力量，投入人工智慧時代的突破性科學與技術。37

換言之，諾基亞並不認為「聚焦 AI」等同於放棄前沿研究。公司更可能把 AI-RAN、6G、網絡自動化與高效能運算本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前沿研究問題。

Murray Hill 搬遷，令分歧更加鮮明

諾基亞計劃在 2028 年前，把貝爾實驗室從新澤西州歷史悠久的 Murray Hill 校園，搬往 New Brunswick 的新研究與開發設施。 公司稱，新址將成為美國東岸的研究與開發樞紐，並表示這反映其對當地創新區的投入。

然而，對批評者而言，搬往規模較小的設施很容易被解讀為研究機構收縮。諾基亞可以將此視為場地、成本與工作模式的重新安排；韋爾登則把它與人員減少、職銜取消及歷史牌匾移除放在一起，視為企業逐步退出傳統貝爾實驗室模式的累積證據。

目前並沒有足夠資料證明，搬遷本身必然會降低貝爾實驗室的研究能力。真正關鍵的是：新址能否保留足夠的研究自主性、人才密度與跨學科合作環境。

NVIDIA、GPU 與 AI-RAN：企業策略的轉向

這場人事與文化爭議，也與諾基亞更廣泛的技術策略轉變有關。諾基亞正把未來的無線接入網絡（RAN）部分建立在 NVIDIA GPU 與 CUDA 軟件平台之上。NVIDIA 對諾基亞投入 10 億美元，雙方並宣布讓 GPU 成為諾基亞未來 5G 與 6G 產品的重要運算基礎；在過渡期內，這套方案會與現有客製化硬件並存。

這與愛立信的路線形成鮮明對比。愛立信仍重視自行設計的客製化 ASIC，並不認為 GPU 是 AI-RAN 或 6G 的必要條件。12

對諾基亞而言，採用 GPU 和 CUDA 可帶來更高的可編程性，並有助於把 AI 運算帶入電訊網絡，同時接入 NVIDIA 的開發者生態。對韋爾登所代表的研究傳統而言，疑慮則在於：這種路線可能把企業重心推向產品整合、平台依賴與中短期商業回報，而不是讓研究人員自由探索更基礎、更長遠的問題。

這裡的矛盾並非「AI 對上非 AI」。更準確地說，是「AI 作為長期科學研究主題」，對上「AI 作為迅速整合到網絡產品的商業平台」。

中國研發重組，進一步加深收縮觀感

諾基亞已確認，位於杭州的無線技術研發設施將於 2026 年底前逐步停止運作，約 1,600 個職位受到影響。 報道亦指，北京、成都、青島及上海等地的其他據點可能面對相關調整，但這些額外安排並未全部獲諾基亞確認。

因此，現有資料支持諾基亞大幅縮減中國研發版圖，但把這些措施概括為「全面退出中國」，仍應保持謹慎，除非公司正式確認所有據點與業務安排。

這些重組消息與貝爾實驗室的爭議並非完全相同的事件，卻會影響外界對諾基亞整體研發策略的判斷：公司是否正在把研究資源集中到少數地區、少數技術方向，以及更接近商業化的項目？

最終分歧：貝爾實驗室應該成為甚麼？

韋爾登與諾基亞其實都接受一個前提：貝爾實驗室必須在 AI 時代保持相關性。雙方的分歧在於，怎樣才算「保持相關」。

對韋爾登而言，貝爾實驗室的未來取決於恢復或保留其規模、研究自主性、歷史連續性與廣泛的科學領域。只有這樣，它才可能繼續孕育目前尚未看得見商業用途的重大突破。

對諾基亞而言，貝爾實驗室的相關性則在於把研究力量集中到 AI 驅動網絡、6G 與可部署技術，並更快把成果轉化為能夠影響市場的產品。

所以，這場爭議的核心問題不是諾基亞是否仍然擁有貝爾實驗室，而是它希望保留哪一種貝爾實驗室：一個以長期、跨學科基礎研究為核心的獨立思想基地，還是一個規模更小、與企業產品和 AI 網絡戰略緊密相連的前沿研發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