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遇刺半年後，伊朗權力核心已轉向安全體制

六個月前，阿里·哈梅內伊在美國與以色列於2月28日發動的聯合空襲中身亡。如今的伊朗，已不像過去那樣由一名最高領袖單獨充當最終仲裁者，而更像一個由安全機構主導的戰時國家：新任最高領袖莫傑塔巴·哈梅內伊提供王朝式的宗教與政治延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則在戰爭、內部安全與外交上掌握更大的實際影響力。46

這並不代表伊朗已完成穩定的權力交接。相反，體制內仍存在一場未解的拉鋸：一方面，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議長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等文人政治人物需要透過協議減輕制裁與戰爭造成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革命衛隊及其他安全機構的權力正因持續衝突而擴張，強硬派也可能把長期對抗視為維持自身地位的關鍵。

革命衛隊成為權力重心

莫傑塔巴·哈梅內伊的接任，為伊朗政權重新建立了形式上的最高權力頂點；但這個頂點未必等同於過去那種由最高領袖一人作出最後裁決的模式。艾哈邁德·瓦希迪獲任命為革命衛隊總司令，加上軍方與安全部門高層的人事調整，反映出強制機構正成為政策的實際邊界。

換句話說，選舉產生的總統仍負責經濟、重建與部分外交工作，但戰爭、武裝力量及國家安全議題的決定權，主要掌握在最高領袖、革命衛隊和安全機構手中。革命衛隊不只是軍事組織，也在政治、情報與經濟領域擁有廣泛影響力；在戰時環境下，其海軍、導彈及區域作戰能力的重要性更被進一步放大。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擴大外交與軍事權限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角色也變得更加突出。這個負責協調國家安全、軍事與外交政策的機構，正把原本分散的議題綁在一起：是否停火、如何處理美國制裁、何時重開荷姆茲海峽，以及是否恢復與華盛頓的談判，都不再只是外交部門的工作。

伊朗公開提出的重開荷姆茲海峽條件，正顯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影響力如何延伸到外交談判。德黑蘭要求美國解除港口封鎖與石油制裁、釋放遭凍結資產，並停止軍事威脅與行動；這些要求把航運安排直接連結到經濟紓困及更廣泛的安全承諾。456

佩澤什基安想談判，但必須取得新最高領袖支持

佩澤什基安試圖為外交開闢政治空間。他援引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據稱對與美國接觸持開放態度的說法，目的不只是推銷談判，更是要把談判包裝成具有革命正當性的政策，而不是向美國投降。4

但總統要把這種立場轉化為正式協議，仍須跨過最高領袖、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革命衛隊及強硬派的多重關卡。佩澤什基安在7月底與莫傑塔巴會面，討論軍事、經濟、資源、外匯及能源使用等議題；這也說明，任何由文人政府推動的外交方案，最終都必須取得新最高領袖的認可。

佩澤什基安在8月再次表示，現在是結束戰爭的時候，而且伊朗可以在「力量與尊嚴」的位置上這樣做；然而，這類表態能否轉變成政策，仍取決於安全體制是否認為協議符合其核心利益。

經濟壓力讓談判變得必要，也讓強硬派要求更高代價

加利巴夫對經濟困境的警告，揭示了伊朗文人領導層面對的核心難題。戰爭、制裁、航運受阻及海外收入遭限制，已為國家與社會帶來無法無限轉嫁的成本。美國原先在6月提供為期60天的制裁豁免，讓伊朗有機會出售石油及相關產品並取得付款；但臨時安排很快失去動力，華盛頓其後在7月重新加大與伊朗相關的制裁。1215

經濟壓力因此同時產生兩種相反效果。對佩澤什基安、加利巴夫及其他負責治理經濟的官員而言，制裁紓困是避免社會不滿與政權不穩的現實需要；對強硬派而言，經濟困境卻也可以成為要求美國先作出更大讓步的理由。只要華盛頓沒有提供足夠承諾，他們便可能反對任何被視為削弱伊朗談判籌碼的妥協。

60天停火期限屆滿，荷姆茲海峽成為主要籌碼

美伊臨時協議原本為雙方爭取60天時間，以談判一項結束戰爭的最終安排；期限在8月屆滿時，雙方沒有達成永久和平協議，也沒有同意延長，並互相指責對方沒有履行或落實協議內容。25

在這場僵局中，荷姆茲海峽成為最直接的施壓工具。伊朗表示，除非美國解除港口封鎖、石油制裁及軍事壓力，否則不會全面恢復航運；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表示美伊沒有正在進行、也沒有排定的談判，並稱該海峽保持開放。雙方對航道狀態的說法彼此矛盾，反映出協議本身已陷入近乎瓦解的狀態。14

伊朗的軍事策略：從承受打擊轉向海上施壓

伊朗的軍事應對也出現變化。它不再只是被動承受空襲，而是把海上交通干擾、油輪攻擊及威脅採取更「進攻性」姿態，當作外交談判的一部分。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向路透社表示，如果臨時協議未能落實，德黑蘭可能在荷姆茲海峽及更廣泛地區升級行動；油輪攻擊恢復後，美國亦追加了針對伊朗的制裁。61517

這種策略使革命衛隊的海軍和導彈能力具有不成比例的戰略分量。對伊朗而言，限制荷姆茲海峽通航，既能增加美國及區域盟友的經濟與軍事壓力，也能為談判爭取籌碼；但對外部航運與能源市場而言，這同時提高了衝突外溢的風險。

核心矛盾：戰爭鞏固安全體制，也放大經濟危機

哈梅內伊遇刺後，伊朗並未出現政權立即崩潰，反而形成一個更分散、但更受安全機構支配的權力結構。莫傑塔巴提供最高領袖的正式連續性，革命衛隊掌握軍事與安全槓桿，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把戰爭、制裁與外交條件整合到同一決策框架中。46

然而，這個結構也存在難以化解的內在矛盾。戰事拖得越久，革命衛隊及安全部門的制度性權力越強，強硬派越能把妥協描述成投降；但同一場戰爭也持續侵蝕經濟、限制航運，並增加民眾承受的壓力，迫使文人領導人尋求制裁紓困及可持續的政治解決方案。

因此，伊朗眼前最可能面對的，不是清晰的和平道路，也未必是立即全面升級，而是由安全體制管理的僵局：荷姆茲海峽的壓力取代了完整的政治方案，外交仍被允許存在，但談判的節奏、底線與最終決定權，已愈來愈掌握在革命衛隊及其他安全機構手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