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核心疑慮,不是美國突然失去借款能力。美國國債仍是全球主要的避險資產。問題在於,持續的財政赤字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必須不斷供應新債,而這些新債的發行利率已高於超低利率年代。
可能形成的循環如下:
這個過程通常是逐步累積,而不是一夜之間引爆危機。不過,它會削弱政府的財政彈性:當經濟衰退、戰爭或金融衝擊來臨時,政府可用來應對的空間會變小,若要支撐經濟,便可能需要借入更多資金。
日本仍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但其持倉由5月的1.143兆美元降至6月的1.116兆美元,減少約264億美元。 日本投資者在第一季亦淨賣出約296億美元的美國政府、機構及地方政府債券。
日本需求下降,可能為美國國債市場帶來額外壓力,因為日本是國際資本的重要來源。然而,單月持倉下降,或單季出現淨賣出,並不足以證明日本正全面撤出美國政府債務。日本目前的持倉仍然龐大,現有數據也無法證明日本拋售是全球債券遭拋售的主導原因。
部分壓力來自全球殖利率普遍上升。德國增加國防與投資支出的計劃,也意味著政府將發行更多債券。這些支出或能支持經濟活動,但同時也會增加高評級政府債券的供應;而投資者正重新評估市場能夠吸收多少主權債務。
政策取捨因此變得更棘手:擴大財政支出可以緩衝疲弱增長,但更高的借貸成本會令這種支援變得昂貴,並限制未來預算。
英國公共部門債務在2026年7月底仍略低於3兆英鎊。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7月公共部門借款為18億英鎊,比一年前同期多7億英鎊,也比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的預測高出23億英鎊。
2026至2027財政年度首四個月,英國累計借款達567億英鎊。 另有報道指出,7月社會福利支出較一年前增加20億英鎊。
債務服務成本也加重壓力。英國財政部表示,2023至2024及2024至2025兩個財政年度的債務服務成本均超過1,000億英鎊,約相當於公共部門每10英鎊支出中便有1英鎊用於償還過去借款的利息。
這些數字不代表英國即將失去市場信任,但說明英國的財政緩衝空間為何如此有限:英國國債殖利率一旦上升,利息支出便可能迅速增加,擠壓公共服務與投資預算。
市場尤其關注所謂的「雪球效應」:若政府債務的平均利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即使沒有新的大規模支出衝擊,債務相對於經濟規模仍可能持續上升。 因此,投資者對法國政府債券要求的風險溢價,高於其他主要歐元區主權債券。
這是嚴重的信譽與再融資問題,但並不等同於整個歐元區出現資金全面凍結。就目前市場重新定價而言,法國仍是歐洲最關鍵的政治與財政尾部風險。
各國政府曾在利率極低的年代發行大量債務。當這些債券到期,政府必須以今天更高的票面利率發行新債來取代舊債。這種調整是漸進式的,但每一輪再融資都可能推高整體債務的平均利息成本。
能源價格上升會令問題更複雜。若能源衝擊令通膨持續偏高,中央銀行降息的空間便可能減少。政府需要在更高利率下維持較長時間的再融資,經濟增長也可能因此放慢,進一步削弱稅收。
同一機制也會傳導至企業與家庭。政府債券是私人借貸的重要定價基準,因此主權殖利率上升,可能推高企業融資與房貸成本,並抑制投資。
現有證據支持的是「長期金融壓力正在加劇」,而不是全球信貸危機已經開始。主權債務危機的關鍵,不是政府債務是否跨過某個單一門檻,而是政府能否繼續為自身債務取得融資。
歐洲目前也擁有2010至2012年危機時未有同等形式的制度保障。分析人士指出,歐元區的安全網是重要緩衝,因此殖利率上升並不會自動導致主權違約或系統性融資中斷。
較可能出現的近期期果,或許沒有全面危機那麼戲劇化,卻同樣會影響經濟:長期殖利率維持高位、政府利息帳單上升、財政空間縮小,以及經濟增長轉弱。
美國債務突破40兆美元,凸顯未來國庫券供應的規模;全球債券市場的反應則顯示,投資者正更嚴格區分財政信譽較強與較弱的政府。這不一定意味著下一場全球信貸危機即將爆發,但代表各國必須面對一個更昂貴、也更缺乏容錯空間的借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