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原油仍有部分經由荷姆茲海峽離開波斯灣,因此可為亞洲買家提供一個有限的「釋壓閥」。但這條路線仍暴露於安全威脅、保險限制和油輪供應不足等風險之下。若海峽無法通行,伊拉克南部出口可用的替代路線也十分有限;其產量已從 2 月的每日 420 萬桶,降至 6 月約每日 190 萬桶。
因此,伊拉克巴士拉原油適合作為即期貨物,卻難以被視為完全可靠的缺口替代品。原油即使已在油田生產出來,只要無法按時裝船、取得保險或完成運輸,在商業上仍可能等同於「供應不到」。
中國原油到港量在 6 月降至近十年低點後,7 月有所回升。路透社數據顯示,7 月到港量為每日 841 萬桶,高於 6 月的每日 712 萬桶,但仍較去年同期低 24.3%。
亞洲整體原油與成品油進口量在 7 月也回升至每日 2,282 萬桶,為衝突爆發以來最高。不過,這仍比衝突前 3 個月平均每日 2,689 萬桶低約 15%。
換言之,反彈反映部分物流恢復,以及煉油商找到俄羅斯等中東以外的供應來源;它並不代表原本的海灣原油交易體系已重新運作。7 月海灣原油與凝析油出口仍比戰前低約 40%。
航運數據凸顯物流瓶頸的程度。路透社引述的數據顯示,在某一週週一至週四期間,僅有 33 艘船通過荷姆茲海峽,低於前一週同期的 50 艘;其中駛離海峽的原油油輪只有 6 艘。
紅海則帶來第二重風險。沙烏地油氣設施遭到攻擊後,葉門一側的曼德海峽航運也明顯放慢;Kpler 數據顯示,某個週日僅有 11 艘大宗商品船通過,是數月來最低水準。
對煉油商而言,這改變了貨物的經濟計算。問題不再只是原油是否便宜、是否符合煉廠設備,而是:貨物能否離開裝貨區?會走哪一條路?保險公司與船東是否接受這條路線?價格中又包含多少延誤風險?
相較於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擁有更多替代選項。其東西管線可將波斯灣原油輸送至紅海沿岸的延布港。干擾初期,延布出口量一度接近每日 200 萬桶,但仍不足以完全取代平時經荷姆茲海峽外運的沙烏地供應。
原油從紅海出發後,可經紅海與蘇伊士運河前往亞洲。這條路線的操作並不簡單:滿載的超大型油輪吃水太深,無法直接通過蘇伊士運河,因此部分貨物必須在紅海的艾因蘇赫納抽入蘇梅德管線,通過陸路輸送至地中海的塞得港,再重新裝船。
而且,繞道不等於安全無虞。紅海周邊遭遇攻擊與威脅後,載運沙烏地原油的船隻曾改變航向,顯示即使具備替代出口能力,也不必然能保證貨物安全抵達。
沙烏地阿美也曾透過私下協商,研究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富查伊拉外海進行船對船轉運,向部分亞洲煉油商提供 Arab Medium 與 Arab Heavy 原油。這反映出,生產商與買家如今正逐船、逐批貨物組合彈性方案,而非依賴單一的正常出口路線。
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ADNOC)多次透過現貨標售,提供 Upper Zakum、Umm Lulu 和 Das 等原油。這些油種產自波斯灣,因此標售一方面讓亞洲煉油商取得實體貨源,另一方面也測試買家願意為裝船和運輸風險承擔多少成本。
標售機制讓買家可以更靈活地選擇提貨時間和交貨安排,也讓 ADNOC 能在水道情勢不明朗時繼續推動貨物出口。後續標售據報提供在阿聯酋地點以船上交貨(FOB)提貨,或安排船對船轉運等選項。
部分 ADNOC 貨物被報導以溢價成交,另一些標售則出現深度折價,反映生產商為清理供應而競爭。這些看似矛盾的價格訊號其實很重要:市場不存在單一的「荷姆茲溢價」。一船原油的價值,取決於油種、裝貨地點、交貨條件、航線、時間,以及市場對其安全性的判斷。
有三個訊號尤其明顯:
中國煉油商正透過即期採購沙烏地與伊拉克原油、尋找非制裁中東替代貨源,以及參與現貨標售,維持煉廠供應。中國 7 月進口反彈,證明部分供應已恢復,但中國與整個亞洲市場的進口量仍明顯低於衝突前水準。
海灣原油仍在流向亞洲,只是所經過的系統已變得更低效、更零碎:有限度通過荷姆茲海峽、沙烏地利用管線轉往紅海、經蘇伊士運河繞行、船對船轉運,以及阿聯酋反覆舉行的現貨標售。在油輪通行量、保險條件和出口路線恢復正常前,決定中國煉油商願意買哪一桶油的關鍵,將是物流能否可靠運作,而不只是原油本身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