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因素疊加後，會同時增加盡職調查和合規成本，並削弱基金對投資回報的信心。傳統私募模式依賴一條清晰的路徑：投入資金、改善企業、出售持股，最後向退休基金、主權基金、家族辦公室等有限合夥人（LP）返還資本和收益。當其中任何一段變得不可預測，投資決策便會傾向暫停。

「賣不掉」令新投資更難辯護

新交易近乎停滯之前，中國投資的退出問題已持續一段時間。這10家大型機構在2025年沒有公開披露任何中國大陸投資組合公司的完整退出，並且是連續第二年出現同樣結果。

退出對私募基金不只是帳面上的交易紀錄。基金必須透過出售資產或上市套現，向 LP 分配現金，並證明上一期基金能夠實現回報。當資產長期被鎖在中國，LP 可能不願再承擔新的中國敞口，也可能對以中國為重點的新基金持更審慎態度。

較早前的報道亦指出，主要投資中國的私募基金，其美元募資幾乎陷入停滯。 這形成一個相互牽制的循環：退出疲弱令募資更困難；募資受限又減少新部署能力；新交易減少，則令基金更難維持具深度的本地投資管道。

「零交易」不能解讀成所有投資都消失

Dealogic 和 PitchBook 數據中的「零」，本質上是公開披露交易的統計結果，而不是對每一宗中國交易或每家機構全部中國敞口的完整普查。

因此，它不能證明這10家基金完全沒有進行私人交易、少數股權投資、二級市場交易，或透過其他方式調整現有投資組合。較嚴謹的結論是：2026年1月至7月，這個具影響力的全球基金群組沒有公開披露新的中國大陸股權投資。

這一結果仍然重要，因為大型全球基金通常是市場上最受關注的參與者，其投資行為也常被視為國際 LP 對某個市場風險與回報取捨的參考指標。

同時，這也不等同於整個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全面崩潰。貝恩公司報告稱，大中華區2025年的交易宗數和交易金額連續第二年上升，退出金額則達到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 換言之，外資收購基金的撤退，反映的是全球化、美元募資機構所面對的特殊限制，不代表所有中國本土、人民幣基金或以成長型投資為主的機構都陷入同樣困境。

中國問題正在拖累亞太私募市場

中國的變化之所以值得關注，也因為它發生在整個亞太私募募資環境轉弱之際。2025年，聚焦亞太的私募基金募資額降至580億美元，不包括人民幣計價基金；按年下跌37%，創12年低位。

這不代表亞洲每個市場的情況完全相同，但反映 LP 正要求基金提供更清晰的退出紀錄、流動性證據和可重複的回報。規則較可預測、資金進出較順暢，或退出渠道較成熟的市場，可能因此獲得更多基金經理的關注。

對中國而言，問題正逐漸由「價格是否足夠吸引」轉向「是否具備可投資性」。投資者需要確定自己能否找到獲准進入的機會、取得必要批准、調動資金，並在合理時間內實現回報。資產估值下降或許能創造較低的入場價格，但本身無法消除監管、地緣政治和退出流動性風險。

什麼改變，才能讓外資重新進場？

旨在安撫外國投資者的政策提案，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場信心。然而，只靠政策表態，未必足以重新啟動大規模外資收購活動。限制措施、執法不確定性、產業准入界線、資金匯回疑慮和疲弱的退出流動性，仍是需要實際解決的問題。

因此，這次分析的即時啟示不是全球私募基金已永久放棄中國，而是對一批重要外資機構而言，過去熟悉的投資邏輯已經失效。只要投資者仍看不見一條可信的「進場—管理—退出」路徑，而 LP 也看不見資金能夠順利回流，中國市場即使在法律和政策上仍然開放，對許多傳統跨境收購策略而言，實際上可能仍接近關閉。

這些因素疊加後，會同時增加盡職調查和合規成本，並削弱基金對投資回報的信心。傳統私募模式依賴一條清晰的路徑：投入資金、改善企業、出售持股，最後向退休基金、主權基金、家族辦公室等有限合夥人（LP）返還資本和收益。當其中任何一段變得不可預測，投資決策便會傾向暫停。

「賣不掉」令新投資更難辯護

新交易近乎停滯之前，中國投資的退出問題已持續一段時間。這10家大型機構在2025年沒有公開披露任何中國大陸投資組合公司的完整退出，並且是連續第二年出現同樣結果。

退出對私募基金不只是帳面上的交易紀錄。基金必須透過出售資產或上市套現，向 LP 分配現金，並證明上一期基金能夠實現回報。當資產長期被鎖在中國，LP 可能不願再承擔新的中國敞口，也可能對以中國為重點的新基金持更審慎態度。

較早前的報道亦指出，主要投資中國的私募基金，其美元募資幾乎陷入停滯。 這形成一個相互牽制的循環：退出疲弱令募資更困難；募資受限又減少新部署能力；新交易減少，則令基金更難維持具深度的本地投資管道。

「零交易」不能解讀成所有投資都消失

Dealogic 和 PitchBook 數據中的「零」，本質上是公開披露交易的統計結果，而不是對每一宗中國交易或每家機構全部中國敞口的完整普查。

因此，它不能證明這10家基金完全沒有進行私人交易、少數股權投資、二級市場交易，或透過其他方式調整現有投資組合。較嚴謹的結論是：2026年1月至7月，這個具影響力的全球基金群組沒有公開披露新的中國大陸股權投資。

這一結果仍然重要，因為大型全球基金通常是市場上最受關注的參與者，其投資行為也常被視為國際 LP 對某個市場風險與回報取捨的參考指標。

同時，這也不等同於整個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全面崩潰。貝恩公司報告稱，大中華區2025年的交易宗數和交易金額連續第二年上升，退出金額則達到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 換言之，外資收購基金的撤退，反映的是全球化、美元募資機構所面對的特殊限制，不代表所有中國本土、人民幣基金或以成長型投資為主的機構都陷入同樣困境。

中國問題正在拖累亞太私募市場

中國的變化之所以值得關注，也因為它發生在整個亞太私募募資環境轉弱之際。2025年，聚焦亞太的私募基金募資額降至580億美元，不包括人民幣計價基金；按年下跌37%，創12年低位。

這不代表亞洲每個市場的情況完全相同，但反映 LP 正要求基金提供更清晰的退出紀錄、流動性證據和可重複的回報。規則較可預測、資金進出較順暢，或退出渠道較成熟的市場，可能因此獲得更多基金經理的關注。

對中國而言，問題正逐漸由「價格是否足夠吸引」轉向「是否具備可投資性」。投資者需要確定自己能否找到獲准進入的機會、取得必要批准、調動資金，並在合理時間內實現回報。資產估值下降或許能創造較低的入場價格，但本身無法消除監管、地緣政治和退出流動性風險。

什麼改變，才能讓外資重新進場？

旨在安撫外國投資者的政策提案，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場信心。然而，只靠政策表態，未必足以重新啟動大規模外資收購活動。限制措施、執法不確定性、產業准入界線、資金匯回疑慮和疲弱的退出流動性，仍是需要實際解決的問題。

因此，這次分析的即時啟示不是全球私募基金已永久放棄中國，而是對一批重要外資機構而言，過去熟悉的投資邏輯已經失效。只要投資者仍看不見一條可信的「進場—管理—退出」路徑，而 LP 也看不見資金能夠順利回流，中國市場即使在法律和政策上仍然開放，對許多傳統跨境收購策略而言，實際上可能仍接近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