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潔科技稱霸，全球陷入「氣候與安全」兩難

太陽能光伏最能說明這種集中程度。國際能源署（IEA）指出，中國在多晶矽、矽錠、晶圓、電池片到組件等太陽能板主要製造階段的占比，均超過 80%。自 2011 年起，中國更投資逾 500 億美元擴充太陽能光伏供應能力。

這種產業集中帶來了明顯的價格效益。IEA 簡報指出，讓產業形成規模經濟並推動整條供應鏈創新的政策，促成太陽能光伏成本下降約 80%。 對本身缺乏完整製造能力的國家而言，設備價格下降，意味著更容易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但集中也代表脆弱。IEA 表示，太陽能光伏及其他清潔能源供應鏈目前仍高度集中於中國；即使全球開始投資多元化生產，到 2030 年，部分關鍵生產環節在中國的集中度仍預計高於 90%。IEA 因此支持分散供應來源以提升供應安全，同時強調不能因此放慢可再生能源擴張。

中國的補貼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

曼徹斯特大學的研究沒有把中國產業政策簡化成「成功」或「不公平」二選一。研究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的投資與公共支持降低了可再生能源技術成本，客觀上也支撐了全球低碳經濟轉型。

相關支持不只包括直接撥款，也涵蓋優惠貸款、低價土地、折扣電價，以及價格較低的原材料和電池；此外還包括研究支援與稅務優惠。

這些政策協助中國製造商達到歐洲及美國競爭者難以匹敵的生產規模，形成一個看似矛盾的局面：其他政府認為這些措施扭曲市場，但它們同時也為全球減碳提供了更便宜的設備。

這並不表示依賴中國沒有代價。製造業過度集中，可能造成戰略暴露、削弱本土工業能力，並令國家更容易受到未來貿易爭端或供應中斷影響。針對中國對歐洲投資的研究，也提出市場扭曲、數據與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以及長期經濟依賴等疑慮。

關稅與「去風險」為何可能拖慢氣候行動？

美國與歐盟針對中國的國家支持、產能過剩及被指不公平競爭的問題，已採取調查、關稅及國內補貼計劃，試圖建立替代性的清潔科技產能。

這些措施具有合理的工業與安全目標。本土製造能力可以保留就業、培養技術實力，並降低對單一供應商的暴露。歐洲政策分析亦指出，中國對電動車生產的支持可能扭曲競爭，並造成長期依賴。

問題在於，保護措施可能先於可負擔的替代品出現。如果關稅推高電動車、電池或太陽能設備價格，或政府需要等待本土工廠達到經濟規模，清潔技術部署便可能放慢。曼徹斯特大學研究因此提醒，毫無區別地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可能令減碳轉型更慢、更昂貴。

真正的政策難題，不是要在「無限制依賴」與「完全隔絕」之間二選一，而是找出具戰略關鍵性的供應鏈環節，逐步分散風險，同時避免不必要地限制低成本清潔技術的取得。

研究提出的折衷方案：有管理的合作

研究建議採取介乎依賴與突然脫鉤之間的「有管理合作」。各國可以與中國製造商合作，部署價格較低的清潔技術；與此同時建立本土產能、提高供應鏈透明度，並為勞工待遇、環境表現及數據安全訂立標準。

對英國而言，報告建議邀請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在當地投資及設廠。只要合作條款能保障公共利益，並支持具韌性的本土產業，當地生產有機會同時帶來較可負擔的車輛供應、就業、供應商培育及潛在技術轉移。

這種思路也會把討論焦點從「企業總部在哪裡」，轉向產品如何製造、價值在哪裡創造，以及一個市場是否正危險地依賴單一來源。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正轉向更多海外市場

美國與歐洲的貿易壁壘，加上中國國內競爭激烈及產能過剩，正促使中國車企尋找其他增長市場。南韓與南非呈現兩種不同路徑：前者透過車隊及租車渠道擴大滲透，後者則日益走向本地化生產。

在南韓，共享汽車業者 Socar 計劃把中國製電動車車隊由 2026 年上半年的約 200 輛，擴大至年底約 1,100 輛。對新進品牌而言，車隊及租賃渠道可讓它們在建立大規模私人銷售網絡前，先進入市場。

南非則成為另一個重要試驗場。比亞迪（BYD）計劃在 2026 年底前把當地經銷商網絡擴大至 60 至 70 個據點，並以電動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參與競爭。

奇瑞（Chery）採取更深入的工業化策略：正式接手日產位於比勒陀利亞附近羅斯林（Rosslyn）的前工廠，並計劃升級設備，於 2027 年開始生產車輛。奇瑞表示，該廠將發展為面向非洲的製造、出口、研發及區域營運樞紐，計劃產品包括電氣化車輛。

報道所引述的計劃顯示，工廠在 2027 年下半年爬坡期的初步產量約為 15,000 輛；完成升級後，單班年產能可能達到 50,000 輛。

這些動向顯示，貿易壁壘未必能阻止中國清潔科技企業擴張，反而可能改變它們的擴張方式。製造商不再只依靠出口，也會在希望獲得較低成本交通工具及新工業產能的市場，尋求本地組裝、合作夥伴與直接投資。

各國應如何看待電動車投資增加？

對新興市場而言，潛在好處包括較低成本的電動交通、新投資，以及本地供應商的發展。但最終成果仍取決於政策設計與基礎設施條件。

政府需要在本地含量要求與車輛可負擔性之間取得平衡，也要處理充電網絡、電力供應穩定性、就業質素、技術轉移，以及外來過剩產能削弱本地製造商的風險。現有資料確立了這些政策張力，但並不能證明每一項電動車優惠或本地化計劃都會成功。

更廣泛的啟示是，清潔能源政策應避免虛假的二元選擇。中國的製造規模加快了全球取得減碳所需技術的速度，但過度集中也帶來真實的戰略風險。較持久的策略，是分散關鍵供應鏈、執行透明規則並建立本土能力；同時避免把低成本清潔技術推高至令整個能源轉型失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