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一起土地掠奪企圖:屯墾者意圖迫使這些家庭搬離他們的土地。但更深層的催化劑是以色列的政治時程。2026年10月的全國大選在即,極右翼政黨——特別是財政部長比撒列·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領導的宗教錫安主義黨——正競相在權力平衡可能改變之前,鞏固屯墾區的擴張成果
。斯莫特里赫本人也面臨政治生存戰,民調顯示他的政黨若未與其他派系合併,可能無法跨越最低門檻
。在此背景下,2026年中期的西岸屯墾者暴力事件已飆升至歷史新高
。
美國的反應異常強硬。大使赫卡比——這位向來力挺屯墾運動的人物——稱此次圍困是「駭人的恐怖行為」,並將屯墾者標籤為「以色列恐怖份子」。這對赫卡比而言是一次戲劇性的轉變
。幕後,華盛頓向特拉維夫發送了「憤怒」的外交訊息,要求立即解釋,高級官員甚至質疑以色列當局是否已失去對占領區安全部隊的控制
。拜登政府也公開對以色列施壓,要求恢復秩序,並論證穩定的西岸對以色列自身安全至關重要
。
以色列的反應既緩慢又充滿矛盾。8月12日(週三),以色列軍隊嘗試驅散屯墾者,與其發生衝突,隨後在未能清除該據點後撤退。8月13日(週四)——直到美國的譴責升級後——以色列才重新派兵進入庫斯拉,進駐巴勒斯坦民宅,並對這些不守法的屯墾者採取行動
。然而,幾乎與此同時,以色列卻在西岸其他地區重新開放了一個具象徵意義的屯墾點,顯示其總體政策並未改變
。政府的極右翼聯盟夥伴仍公開支持屯墾擴張,而納坦雅胡內閣也未公開批評屯墾者
。
庫斯拉圍困並非單一事件造成的破裂,而是一連串摩擦中的最新一起。它凸顯了美國對以色列無法(或不願)約束屯墾者暴力的深層挫敗感,以及華府認為以色列政府正在西岸縱容「無政府狀態」的觀點。連赫卡比這樣的人都使用了「恐怖」一詞,這說明了美以關係已遠離過去歷屆政府近乎自動背書的時代。
支撐外交緊張局勢的,是美國民眾看待以巴衝突方式的巨大轉變。截至2026年2月,蓋洛普(Gallup)民調顯示,20多年來首次有更多美國人同情巴勒斯坦人(41%)而非以色列人(36%),與幾年前54%對31%的優勢形成逆轉。皮尤研究中心(Pew)的調查也確認,美國人對以色列政府的看法「日趨負面」,尤其在民主黨選民中
。2026年7月的AP-NORC民調更發現,4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過度支持」以色列
。
這股民意轉向,賦予了拜登政府更多公開批評以色列的政治空間——當庫斯拉這類事件發生時,也對其施加了必須表態的壓力。
庫斯拉圍困事件,是三大長期發展趨勢——以色列屯墾政治的激進化、美以政策共識的侵蝕,以及美國公眾對以色列無條件支持的崩解——匯聚於一場高度可見的危機中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