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風波最初由前劍橋研究員Nathan Cofnas在公開平台揭露,核心指控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博士論文與期刊文章剽竊。 Cofnas聲稱在Arday的著作中發現了188個句子,疑似未經適當引用,直接從其他來源(包括另一名學生的博士論文)中「極少編輯」地挪用。剽竊檢測軟體報告指出,「許多段落僅經過極少修改,有時甚至保留了原始來源的編輯錯誤」。授予Arday博士學位的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先前曾審查此案,但結論是並未構成剽竊 。
虛報慈善募款與極限耐力賽成績。 Arday曾公開表示,他透過完成35天內跑30場馬拉松、3天跑300英里、以及跑步機上跑600英里等壯舉,為慈善機構募得超過500萬英鎊。然而,當外界查核檔案紀錄時,卻無法找到佐證這筆鉅額募款的證據 。Arday向《衛報》表示,這筆款項是在20年間與他人共同募集,但因簽署了保密協議,無法透露其他捐款者姓名。他向《泰晤士報》堅稱自己的跑步紀錄屬實,並說:「我無法讓所有人都相信我……沒有人會為自己說過的每句話、做過的每件事都留著收據。」
榮譽職位查無紀錄。 報導指出,多所大學查無Arday所宣稱擁有的榮譽職位 。
虛報出版書籍。 《每日電訊報》揭露Arday曾不實聲稱自己出版過一本書 。
豬頭恐嚇事件。 Arday曾在媒體訪問中提到,一顆被斬下的豬頭被送到他父母家中,作為恐嚇手段的一部分。但外界對此事是否真實發生提出了質疑 。倫敦警察廳證實,他們查無針對此事件的調查紀錄 。
Arday透過「Good Law Project」網站發布聲明,內容如下:
「我懷著深沉的悲痛,寫下這封辭職信,立即生效,辭去我在劍橋大學與耶穌學院的職位。當我接受這份非凡的榮譽,成為劍橋的社會學教授時,毫無疑問,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專業榮耀。然而,自任命以來的這些年,也伴隨著無休止的公眾審視與人身攻擊……當個人代價變得過於沉重時,就必須畫下句點。為了我的身心健康、為了我的家人,以及為了所有在這段艱困時期支持我的人,我認為唯一能讓這篇章落幕的方式,就是離開。這不是我的終點。當時機成熟,我會回來。」
他強調,辭職不應被解讀為他接受了「圍繞著我的那些敘事」。
在整個Arday事件中,最不尋常的面向莫過於對記者的調查。《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記者Jack Grove花費數月時間,整理了一份長達63頁的檔案,詳細記錄Arday涉嫌剽竊的證據。2025年9月,他向Arday發出一系列正式的答問電郵後,Arday的律師事務所——著名的Carter-Ruck——隨即向警方投訴,指控Grove騷擾 。
倫敦警察廳就此調查了Grove長達四個月,並要求他停止聯絡Arday 。關鍵的是,當警方最終告知Grove案件已結案時,竟表示他已經有四個月沒有聯絡Arday——而他最後一次聯繫正是2025年9月的那封答問電郵 。Arday的律師還指控Grove的行為可能帶有種族動機 。
與此同時,《泰晤士高等教育》的總編輯Chris Havergal在收到Carter-Ruck的威脅信後,壓下了Grove原本準備好的調查報導 。他事後表示,「我認為我們的調查在新聞與編輯層面上都是合理的」,但拒絕進一步評論當時的編輯決定 。整起事件引發了廣泛的言論自由擔憂,批評者認為Arday利用向警方投訴和誹謗威脅來壓制新聞界的監督 。
Arday的回憶錄《偉大而不幸的事》(Great and Unfortunate Things),原定由Simon & Schuster於2026年8月稍晚出版。他的辭職可能導致該書的發行暫停或取消 。Arday表示自己需要「時間療癒」,並計畫重返學術工作,但未給出具體時間表 。目前仍不清楚,既然Arday已辭職,劍橋大學的內部調查是否會繼續進行,還是就此結案。而圍繞Jack Grove與倫敦警察廳的言論自由辯論仍在持續發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