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法院劃下紅線：AI取代不能作為合法解僱理由

隨著生成式AI與自動化技術在中國快速部署，AI相關訴訟案件正急遽增加，然而現行法律體系並未預見這些技術的存在。專家警告，由於缺乏統一的法律架構，法官在處理AI生成內容的智慧財產權歸屬、AI輸出責任歸屬以及AI裁員合法性等根本性問題時，只能「即興發揮」，這為企業和勞工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杭州中級人民法院在周某一案中的判決，正凸顯了此事的迫切性：該判決是主要司法轄區中最早為AI取代勞工設定具體界線的判決之一，但它是在缺乏明確AI專門法規的情況下，透過延伸適用現行勞動法來達成的。

杭州里程碑案例（周某訴科技公司）

• 勞工身分： 一名僅以「周某」代稱的35歲品質保證主管，於2022年加入杭州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負責管理測試大型語言模型（LLM）產品的團隊。
• 事件經過： 該公司部署了一個LLM，自動化了周某的部分工作。隨後，公司提議將他調至較低職位，月薪從2萬5000元人民幣（約3450美元）降至1萬5000元人民幣（約2070美元），降幅高達40%。
• 解僱過程： 周某拒絕了降職安排。公司以AI自動化所帶來的成本削減為由，解僱了他，並提供約31萬1695元人民幣的資遣費。
• 判決結果： 2026年4月28日至30日期間，杭州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下級法院的判決，認定該解僱行為違法。法院裁定，採用AI是一項「策略性商業選擇」，而非中國《勞動合同法》所稱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因自動化而節省成本不構成合法的終止勞動契約事由。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周某超過26萬元人民幣（約2萬8000英鎊）的賠償。
• 為何具有里程碑意義： 這是中國上訴法院首次明確裁定「企業不得純粹為了以AI取代員工而解僱他們」，在中國關鍵的科技重鎮設立了具約束力的判例。幾乎同時，北京一家法院也做出了類似裁決，涉及一名地圖數據收集員劉某，其僱主改用AI收集數據後其職位被取消。

AI訴訟案件激增的驅動力

中國AI相關訴訟的快速增長不僅限於勞動爭議。各級法院正面臨橫跨多個法律領域的訴訟浪潮。

驅動力	詳細說明
大規模AI部署	中國在金融、科技和製造業快速推行生成式AI和LLM，正在取代工作崗位，並引發新穎的爭議，其速度遠快於法律所能適應的程度。
缺乏統一AI法	與歐盟的《AI法案》不同，中國缺乏單一的綜合性AI法規。現行有關契約、勞動、著作權和智慧財產權的法律，正被勉強用來處理它們原本非為之設計的AI問題。
三大反覆出現的法律問題	法院反覆面臨以下問題：(1) AI生成內容是否受著作權保護；(2) AI產生有害輸出時應由誰負責；(3) 以AI取代勞工是否構成勞動法下的合法解僱事由。
司法上的即興發揮	由於缺乏總體立法指導，下級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判決，為企業帶來法律上的不確定性。
勞工焦慮與反抗	公眾對於AI導致失業的恐懼日益加劇，促使更多勞工在法院挑戰與AI相關的解僱，迫使司法機關介入。

僅在2025年，中國法院就受理了55萬2600件新的智慧財產權案件，並審結908件與數據所有權和交易相關的糾紛，較前一年增長25.6%。北京互聯網法院也報告稱，AI相關爭議顯著增加，主要集中在AI生成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以及涉及AI產品的侵權索賠上。

專家為何呼籲制定更清晰的法律

中國目前對AI治理採取的零散作法，為法官、企業和勞工帶來了重大挑戰。

• 立法真空： 中國現行的《勞動合同法》、《著作權法》和《民法典》並未直接針對AI特定情境做出規範。法院實際上是在透過逐案判決來制定政策。
• 不一致的風險： 缺乏統一架構下，不同省份的類似糾紛可能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削弱了企業和勞工的可預測性。
• 最高人民法院的回應： 2026年4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加速研擬一項「司法指導意見」，以標準化處理AI相關爭議的方式，但專家指出這只是權宜之計，不能取代正式立法。
• 時間壓力： 周某一案與北京的平行案件在數日內接連出現，凸顯法院在缺乏明確法定權限的情況下，已被要求界定AI取代勞工的界線。

對全球AI勞動議題的廣泛影響

杭州的判決不僅是中國國內的事件。這是主要經濟體首次產生明確的司法判例，指出「僅為了省錢而用AI模型取代人類」並非終止契約的合法理由。雖然美國和歐洲尚未出現同等級別的類似裁決，但中國的結果可能影響全球在自動化時代關於勞工保護的討論。

然而，該判決也凸顯了司法干預的局限性。正如一位專家所言：「法院實際上是在透過逐案判決來制定政策」，這無法取代能夠提供可預測性和一致性的全面立法框架。中國政府現在面臨壓力，必須超越臨時措施，制定一套能夠平衡創新、勞工權利和法律穩定性的統一AI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