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米特的這番批評,是其倡導的一種全新經濟治國方針「以貿易取代援助」(Trade Over Aid)的一部分。他強調,沒有國家能靠永久性的援助依賴走向繁榮,國家的富強來自於生產、貿易、建設、投資、創新與競爭。然而,他謹慎地排除了「單純擴大市場准入就能解決問題」的看法,認為在面對系統性扭曲市場的貿易夥伴時,過去對自由貿易的信仰已被證明「不足且不明智」。
基米特的演說反映出華府內部持續的跨黨派挫折感。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美國國會聽證會多次凸顯相同的憂慮:中國政府的國家主導模式、世貿組織(WTO)機制無法有效遏制不公平行為,以及美國製造業產能的流失。 基米特此番言論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他明確承認,美國的政策失誤——而不僅僅是中國的行為——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場演說將拜登政府(或後拜登時代)的貿易政策定位為走一條中間路線:直接對抗貿易扭曲行為,同時也負起重建美國本土工業基礎的責任。一個核心問題仍然存在:這番雙重批判能否轉化為具體的政策變革,抑或只是對數十年來早已被診斷出的問題,進行一次口頭上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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