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升級，正在改寫歐盟的貿易策略

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正在把歐洲帶入一場新的「中國衝擊」。這次的問題已不只是低價商品大量進口，而是中國企業開始在電動車、工業機械、電池、化工、電氣設備等高附加值領域，直接挑戰歐洲原本的工業優勢。

歐盟的政策也因此逐步從「市場開放優先」轉向去風險化（de-risking）：在競爭互惠的領域維持貿易往來，但當補貼、進入市場的障礙或戰略依賴造成重大風險時，便採取有針對性的防禦措施。這不等同於全面「脫鉤」，卻代表歐洲不再把自由貿易視為不需要附加條件的預設選項。

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有多大？

歐盟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歐盟向中國出口約1,996億歐元商品，從中國進口約5,594億歐元，商品貿易逆差約3,598億歐元。與2024年相比，出口下跌6.5%，進口則上升6.4%。

歐洲執委會最新資料則將2025年逆差列為3,599億歐元，按年增加2.7%，但仍低於2022年創下的3,973億歐元高峰。部分報道以3,606億歐元、每日約10億歐元，並以按年增加15%來描述這項失衡。由於不同資料呈現方式和比較基準並不完全一致，確切增幅仍應審慎解讀；不過，大方向十分明確：歐洲從中國購買的商品遠多於向中國出售的商品，差距仍處於歷史高位。

更值得關注的是貿易結構，而不只是總額。電氣設備、機械及機械零件是歐盟與中國貿易中最大的產品類別之一。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也愈來愈集中於綠色與數碼轉型所需的領域，包括電動車、電池、太陽能相關設備及其他高科技零組件。

這為歐洲帶來兩難。一方面，價格較低的進口品能讓消費者受惠，也能降低使用中國零組件的歐洲企業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大量獲補貼或異常低價的商品長期湧入，便可能壓縮歐洲企業利潤、削弱投資誘因，甚至破壞支撐本地生產的供應商網絡。

為何這被稱為第二次「中國衝擊」？

第一次「中國衝擊」主要與低成本製造轉移至全球供應鏈有關。如今的衝擊有一個關鍵差異：中國企業正在價值鏈上向更高端位置移動。

中國內需轉弱，但工業產能仍然龐大。分析認為，這種組合正把更多中國產出推向海外市場，在歐洲形成更大的價格壓力，同時削弱中國對歐洲資本財和工業設備的需求。

目前受到關注的產業包括：

• 汽車及電動車；
• 工業機械與工具機；
• 電氣設備、自動化與控制系統；
• 電池及清潔科技；
• 化工；
• 其他先進製造業。

對歐洲企業而言，風險不只是失去銷售額。價格下跌會降低企業在工廠、研發和電氣化、減碳轉型項目上的投資回報。如果生產線被迫關閉，歐洲失去的還可能包括專門供應商、工程技術、研究能力與熟練職位。

因此，歐洲的討論已經從「逆差有多大」延伸至「工業韌性和經濟安全能否維持」。

德國為何首當其衝？

德國是歐洲最清楚的案例。製造業與出口在德國經濟模式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而其傳統強項——汽車、機械、化工與工業設備——過去也是中國的重要客戶市場和增長來源。

但這種互補關係正在改變。中國企業在汽車、機械和化工等領域的能力快速提升，不再只是買家或低成本生產夥伴，而是日益強大的競爭者。德國正同時在三個市場承受壓力：中國本土、第三國市場，以及愈來愈重要的歐洲本土市場。

貿易數據已反映出這種惡化。根據路透社引述的初步數據，德國2026年上半年對華出口按年下跌逾12%，至略低於370億歐元；中國也由2021年德國第二大出口市場，跌至該段期間的第九位。

德國車企，尤其是福斯（Volkswagen），面對的轉型壓力格外沉重。中國企業已在電動車、電池和軟件建立強大地位，而歐洲製造商仍要負擔從燃油車業務轉型的高昂成本。中國品牌的競爭優勢因此不再只是價格，也包括技術、產品推出速度及整合式供應鏈。

不過，德國的工業困境不能全部歸咎於中國。歐洲企業同樣面對能源成本高企、審批緩慢、資本市場分散、技術人才短缺，以及數碼化進度不一等問題。中國競爭是把這些弱點放大，而不是創造了所有弱點。

歐盟已經採取哪些措施？

歐盟尚未制定單一、全面的對華貿易方案，而是逐步組合一套按產品和個案處理的貿易防禦工具。

電動車：加徵反補貼稅

歐盟在完成補貼調查後，對中國製電池電動車徵收額外反補貼稅。這些稅項是在一般歐盟汽車關稅之上加徵，目的是抵銷被認為存在的補貼優勢，而不是全面禁止中國電動車進口。到2025年底，部分中國製電動車所面對的額外稅率最高達35.3%。

鋼鐵：配額與貿易救濟並用

鋼鐵受到歐盟保障措施涵蓋，包括關稅配額；歐盟也同時處理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截至2025年底，歐盟對所有貿易夥伴共實施172項反傾銷及反補貼措施，其中略多於四分之三針對中國企業。

這些工具的設計，是要區分一般競爭性進口，以及因傾銷、補貼或進口突然激增而對本地產業造成損害的進口。但逐項產品處理的制度，往往比產業壓力本身更慢。

醫療器材：以公共採購換取互惠

2025年6月，歐洲執委會首次使用《國際採購工具》，限制中國企業和中國原產醫療器材參與歐盟公共採購。相關措施涵蓋至少500萬歐元的合約，期限為五年。

這並非傳統進口關稅，而是以「互惠」為核心的市場准入措施。歐盟方面表示，在調查認定歐洲供應商未能獲得中國公共採購市場的可比准入後，採取了相應限制。

下一步：歐盟會否擁有更快、更廣泛的權力？

歐洲政策制定者正討論，現有制度是否太慢、範圍太窄，無法應對結構性的工業挑戰。可能方案包括：當進口激增可能對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時，更快推出臨時關稅、配額或保障措施；在公共採購和清潔科技支援中加入更嚴格的歐洲本地內容要求；以及加強對外國補貼、外國投資和戰略供應鏈的審查。

部分政策人士也研究類似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的廣泛授權。其吸引力在於速度：歐盟或可針對系統性做法作出回應，而不必為每一種受影響產品重新展開漫長調查。

但阻力同樣不小。27個成員國的商業利益並不一致，歐洲企業仍依賴中國市場及中國供應商，強硬限制也可能引發報復。任何更廣泛的工具，都必須符合歐盟法律及其國際貿易承諾。

因此，歐盟較可能走向一種「有條件的開放」，而不是立即轉向全面保護主義：在競爭互惠的地方維持市場准入，在補貼、依賴或市場障礙被認定具有實質影響時採取防禦行動。

補貼，還是歐洲自身競爭力不足？

這場爭論的核心，是中國出口實力主要源於不公平的國家支援，還是真正的工業競爭力。

歐洲政府指出，中國企業可能享有優惠融資、土地、能源、稅務待遇、公共採購及國家支持的供應鏈。歐洲的憂慮是，這些支援能維持過剩產能，讓企業以低於歐洲市場化成本的價格出口。

中國的反駁則是，企業的優勢來自規模、創新、供應商整合和更快的執行速度；歐洲的限制措施，實際上是為了保護反應較慢的既有企業。

兩種說法都可能包含部分真相。補貼確實可能扭曲產能與價格，但歐洲企業也可能因能源、監管和融資成本較高而失去競爭力。這使政策取捨變得十分困難：

• 做得太少，可能讓生產能力和工業技術流失；
• 做得太多，可能推高價格、拖慢綠色轉型並引發報復；
• 只有保護而沒有投資，則可能只是保留高成本的歐洲生產，卻無法恢復長期競爭力。

較完整的方案，應把有證據支持的貿易防禦，與更便宜的清潔能源、更快的審批、更深的資本市場、更強的創新融資，以及對歐洲清潔科技的需求結合起來。

CBAM為何引發另一場外交爭議？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在2026年1月進入正式階段。它涵蓋鋼鐵、鋁、水泥、肥料、氫氣和電力等高碳排進口品，要求進口商以碳排放憑證反映產品所含的碳排放成本。

歐盟的理據是防止「碳洩漏」：如果歐洲生產商需要支付碳成本，而進口商品不必承擔相近成本，生產可能轉移到碳定價較低的地區，或讓進口品取得不公平的成本優勢。CBAM的目標，是讓受規管進口品承擔更接近歐盟生產商的碳成本。

但金磚國家（BRICS）對此有不同看法。2026年8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金磚國家環境部長會議上，與會部長將CBAM類措施形容為「單邊、懲罰性、歧視性和保護主義」措施。他們認為，這類政策可能加重發展中國家出口商的負擔，並把批評與要求增加氣候適應融資連結起來。

爭議並不只是措辭問題。即使CBAM在形式上是按排放量而非國籍徵收，若出口國的生產方式更依賴高碳能源、排放數據能力有限，或較難取得減碳融資，其承受的負擔仍可能不成比例。對許多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氣候規管因此可能變成由富裕國家制定的市場准入條件。

歐洲的艱難中間路線

歐洲如今要同時追求四個彼此拉扯的目標：保護工業產能、保留開放貿易的好處、維持可信的氣候政策，以及避免與中國、金磚國家和美國陷入更大範圍的對抗。

最可持續的答案，恐怕既不是毫無條件的開放，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關稅。歐洲需要在競爭確實受到扭曲時採取以證據為基礎的貿易措施，同時推動一套能讓本地生產更高效率、更具創新力、成本更可負擔的工業策略。

中國出口激增，已經暴露歐洲過去若干假設的代價。問題不再是歐盟是否應該保持開放，而是：在保持開放的同時，歐盟能否避免戰略工業能力逐步流失？而在捍衛這些能力時，又能否不放棄重建競爭力所需要的競爭與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