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歷史顯示,每當油價快速衝破 100美元心理關卡,政治壓力往往隨之增加。原因在於:
因此,政府常提出 暫時性稅收措施,試圖把部分額外利潤轉為公共財政資源。能源顧問公司指出,這種「油價高漲 → 政府提議暴利稅」的政策循環,在過去數十年中已反覆出現。
在美國,民主黨議員重新提出 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 Act(大型石油公司暴利稅法案),主張對大型能源企業的超額利潤課稅。
法案主要設計包括:
支持者認為,當油價飆升時,大型能源企業的收益增加,政府應將部分利潤轉回家庭與經濟體系,以緩解汽油價格壓力。
巴西採取了不同方式——不是直接課企業利潤,而是 對原油出口徵收稅收。
2026年3月,巴西政府宣布 12%原油出口稅,作為因油價上漲而產生「意外收入」的分享機制。
這項政策同時搭配燃料補貼措施:
巴西財政部預估,只要布蘭特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政府每月可增加約 **85億巴西雷亞爾(約15億美元)**收入。
在歐洲,能源價格再度上漲,使部分國家呼籲重啟過去的危機稅制。
2026年4月,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與奧地利聯名致函歐盟執委會,建議建立新的能源企業暴利稅機制。
這項構想是基於2022年俄烏戰爭能源危機時推出的 「團結貢獻稅」(solidarity contribution):
不過歐盟執委會目前態度相對謹慎,傾向讓 各會員國自行決定是否實施類似稅制。
在全球主要能源出口國之一的澳洲,油價與天然氣價格上升也引發政策討論。澳洲參議院已開始辯論 對天然氣出口徵收新稅的可能性。
雖然具體稅率與制度尚未確定,但討論本身顯示,當全球能源價格飆升時,即使是能源出口國,也會面臨「分享資源收益」的政治壓力。
儘管暴利稅在政治上容易獲得支持,但能源產業與分析機構指出,這類政策可能帶來長期副作用。
主要疑慮包括:
由於大型油氣項目往往需要 數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投資與建設週期,企業通常依賴穩定的財政制度來評估是否投入資本。
目前的情況再次呈現一個熟悉的能源政策模式:
未來這些提案是否真正成為長期政策,很大程度將取決於 油價高位維持多久,以及各國政府如何在 消費者保護與能源投資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