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近期的氣候政策變化，與其說是整個大陸放棄氣候行動，不如說是一次由政治現實推動的「重新校準」。各國政府希望壓低家庭與企業的短期成本、維持產業競爭力，並在能源安全與減碳之間取得平衡；能源企業則面對股東要求更高回報，以及石油與天然氣目前仍較具吸引力的商業效益。

因此，真正出現的不是氣候目標與法規架構全面消失，而是紙面上的雄心與實際執行速度之間，正逐漸拉開差距。

撤退是真的，但並不整齊

多個歐洲政府與機構正在放寬規則，而非撤銷所有氣候目標。這個區別十分重要：延後強制期限、擴大合規彈性，或改採「技術中立」的規範，仍可保留淨零框架，卻會降低排放下降的速度。

歐盟提出的汽車排放標準修訂，正是這種做法的例子。根據提案，自2035年起，汽車製造商須達到尾氣排放減少90%的要求，剩餘10%則可能透過低碳鋼、電子燃料或生質燃料處理。這代表政策將偏離原先實際上要求新車達到100%零尾氣排放的方向，但並不等於完全開放傳統汽油與柴油車回歸。52

這就是「重新校準」的政治邏輯：保留氣候政策所宣示的終點，卻讓製造商、消費者與各國政府在選擇路徑時擁有更大彈性。

為什麼政府開始放寬更嚴格的措施？

家庭成本成為政治關鍵

當選民認為碳定價與供暖規則的成本可控，政府較容易為這些政策辯護。但當燃料、供暖或電費上升，氣候政策便可能成為反對黨與民意反彈的明顯目標。

加拿大雖然不是歐洲案例，卻能說明這項政治難題。加拿大政府自2025年4月1日起，將聯邦消費者燃料費率調至零，同時保留工業碳定價制度。這項改變削弱了加拿大碳定價體系中直接影響消費者的一環，但並未取消所有針對工業排放的機制。30 31

對歐洲而言，這並不表示碳定價注定失敗，而是說，當政府無法讓民眾相信成本與收益分配公平合理時，直接反映在家庭帳單上的政策特別脆弱。

能源安全改變了時間表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引發的能源危機，重新塑造了歐洲的能源辯論。各國政府必須同時考量去碳化、穩定供應、產業持續運作，以及高耗能企業因能源價格而失去競爭力的風險。

這種壓力會鼓勵政府讓既有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運作更久，即使官方仍將能源轉型描述為「有管理的衰退」，而不是政策逆轉。

英國北海政策顯示了這種折衷。政府計畫允許現有油氣田運作至其壽命結束，但不再發放勘探新油氣田的許可證。17 另有報導指出，與已取得許可的油氣田相關的部分鑽探活動仍可能進行。20 實際上，這既不是全面擴張化石燃料，也不是立即關閉既有產能，而是試圖在限制新增勘探能力的同時，保護就業與國內產量。

產業競爭力與氣候期限正面衝突

歐洲製造商承受降低成本、面對全球競爭的雙重壓力。當企業認為充電與能源基礎設施、供應鏈或消費需求尚未跟上時，政府要硬性執行嚴格期限，政治上便更加困難。

歐盟汽車提案以提高彈性，作為支援汽車產業的方式，同時名義上保留大幅減排目標。批評者則可合理指出，更多彈性也可能放慢燃油車汰換速度，削弱實際減排成果。單看政策宣示中的百分比，無法解決這場爭論。

能源企業的商業轉向更為明顯

政策轉向最直接的表現，出現在企業的資本配置。英國石油公司（BP）宣布，將每年油氣投資提高至約100億美元，同時把再生能源與能源轉型活動的年度計畫支出削減逾50億美元，使相關投資降至每年約15億至20億美元。路透社將這項策略轉變與重建投資者信心、改善回報的努力連結起來。2

挪威能源企業Equinor也大幅削減再生能源投資，把未來兩年的計畫支出由約100億美元降至50億美元，並放棄2030年將一半固定資產預算投入再生能源與低碳項目的目標。3

不同企業的調整並不完全相同，但相關報導指向一組共同誘因：投資者不滿、能源轉型部分業務的回報低於預期，以及油氣業務持續帶來可觀利潤。1 9

企業的退縮與政府更改目標有所不同。企業可以立即改變資本流向。即使各國氣候法規仍然存在，只要再生能源、電氣化與其他轉型產業的投資減少，政府要達成原有目標就會更加困難。

德國凸顯「有目標」不等於「能交付」

德國法律框架仍訂有明確目標：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較1990年減少65%，並在2045年達到氣候中和。33

但政策落實在政治上變得更困難。德國對高成本供暖與能源措施的經驗顯示，當家庭擔心帳單上升或不確定應採用哪種技術時，氣候政策很容易被視為政府過度干預的象徵。

氣候行動追蹤組織（Climate Action Tracker）指出，若與模型推估的國內路徑相比，德國現行政策可評為「幾乎足夠」；但若只看已經落實的措施，德國仍可能無法達成2030年與更長期的目標。36 該組織在另一份國家評估中，則將德國整體氣候行動評為「不足」，並表示德國政府正逐漸偏離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37

這兩項評估未必互相矛盾：前者著眼於政策路徑只需中度改善便可能接近目標，後者則更重視政策方向與預測排放量。合併來看，較審慎的結論是：德國仍擁有完整的氣候政策框架，但目前的執行軌跡尚未穩妥地對準自身設定的期限。

批評美國政策回撤，為何仍無法阻止歐洲倒退？

歐洲領導人可以指出，歐洲仍保留氣候目標、碳市場與再生能源政策，因此其做法不同於全面性的聯邦氣候政策回撤。政府可以主張，自己只是調整去碳化速度，並未拆除整套制度。

批評者則會反駁：當強制措施延後、合規規則放寬，或新的化石燃料投資獲得政治保護時，兩者在實際效果上的差距可能縮小。規則變得寬鬆，即使被包裝成暫時性或技術中立的調整，仍可能造成比原政策更高的排放。

這正是歐洲氣候政策轉向的核心矛盾：政治語言強調保留雄心，市場與執行結果卻決定排放究竟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

短期紓壓的長期代價

重新校準的短期理由很直接：政府要降低政治阻力、保護家庭免受明顯成本衝擊、把工業能力留在歐洲，並避免能源短缺；企業則希望獲得可靠回報，並據此配置資金。

長期風險同樣清楚。每一次延誤，都會壓縮部署潔淨電力、升級電網、推動交通電氣化、汰換供暖系統，以及讓重工業減碳的時間。若2030年目標落空，後續減排可能需要更昂貴、也更具破壞性的措施。

因此，歐洲的氣候政策轉向既不是徹底決裂，也不只是技術性微調。它反映的是政策優先順序的改變：從追求最快速的去碳化，轉向管理轉型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成本。接下來的結果，將取決於這些彈性措施究竟能否協助建立更持久的能源轉型，還是只會延長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歐洲近期的氣候政策變化，與其說是整個大陸放棄氣候行動，不如說是一次由政治現實推動的「重新校準」。各國政府希望壓低家庭與企業的短期成本、維持產業競爭力，並在能源安全與減碳之間取得平衡；能源企業則面對股東要求更高回報，以及石油與天然氣目前仍較具吸引力的商業效益。

因此，真正出現的不是氣候目標與法規架構全面消失，而是紙面上的雄心與實際執行速度之間，正逐漸拉開差距。

撤退是真的，但並不整齊

多個歐洲政府與機構正在放寬規則，而非撤銷所有氣候目標。這個區別十分重要：延後強制期限、擴大合規彈性，或改採「技術中立」的規範，仍可保留淨零框架，卻會降低排放下降的速度。

歐盟提出的汽車排放標準修訂，正是這種做法的例子。根據提案，自2035年起，汽車製造商須達到尾氣排放減少90%的要求，剩餘10%則可能透過低碳鋼、電子燃料或生質燃料處理。這代表政策將偏離原先實際上要求新車達到100%零尾氣排放的方向，但並不等於完全開放傳統汽油與柴油車回歸。52

這就是「重新校準」的政治邏輯：保留氣候政策所宣示的終點，卻讓製造商、消費者與各國政府在選擇路徑時擁有更大彈性。

為什麼政府開始放寬更嚴格的措施？

家庭成本成為政治關鍵

當選民認為碳定價與供暖規則的成本可控，政府較容易為這些政策辯護。但當燃料、供暖或電費上升，氣候政策便可能成為反對黨與民意反彈的明顯目標。

加拿大雖然不是歐洲案例，卻能說明這項政治難題。加拿大政府自2025年4月1日起，將聯邦消費者燃料費率調至零，同時保留工業碳定價制度。這項改變削弱了加拿大碳定價體系中直接影響消費者的一環，但並未取消所有針對工業排放的機制。30 31

對歐洲而言，這並不表示碳定價注定失敗，而是說，當政府無法讓民眾相信成本與收益分配公平合理時，直接反映在家庭帳單上的政策特別脆弱。

能源安全改變了時間表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引發的能源危機，重新塑造了歐洲的能源辯論。各國政府必須同時考量去碳化、穩定供應、產業持續運作，以及高耗能企業因能源價格而失去競爭力的風險。

這種壓力會鼓勵政府讓既有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運作更久，即使官方仍將能源轉型描述為「有管理的衰退」，而不是政策逆轉。

英國北海政策顯示了這種折衷。政府計畫允許現有油氣田運作至其壽命結束，但不再發放勘探新油氣田的許可證。17 另有報導指出，與已取得許可的油氣田相關的部分鑽探活動仍可能進行。20 實際上，這既不是全面擴張化石燃料，也不是立即關閉既有產能，而是試圖在限制新增勘探能力的同時，保護就業與國內產量。

產業競爭力與氣候期限正面衝突

歐洲製造商承受降低成本、面對全球競爭的雙重壓力。當企業認為充電與能源基礎設施、供應鏈或消費需求尚未跟上時，政府要硬性執行嚴格期限，政治上便更加困難。

歐盟汽車提案以提高彈性，作為支援汽車產業的方式，同時名義上保留大幅減排目標。批評者則可合理指出，更多彈性也可能放慢燃油車汰換速度，削弱實際減排成果。單看政策宣示中的百分比，無法解決這場爭論。

能源企業的商業轉向更為明顯

政策轉向最直接的表現，出現在企業的資本配置。英國石油公司（BP）宣布，將每年油氣投資提高至約100億美元，同時把再生能源與能源轉型活動的年度計畫支出削減逾50億美元，使相關投資降至每年約15億至20億美元。路透社將這項策略轉變與重建投資者信心、改善回報的努力連結起來。2

挪威能源企業Equinor也大幅削減再生能源投資，把未來兩年的計畫支出由約100億美元降至50億美元，並放棄2030年將一半固定資產預算投入再生能源與低碳項目的目標。3

不同企業的調整並不完全相同，但相關報導指向一組共同誘因：投資者不滿、能源轉型部分業務的回報低於預期，以及油氣業務持續帶來可觀利潤。1 9

企業的退縮與政府更改目標有所不同。企業可以立即改變資本流向。即使各國氣候法規仍然存在，只要再生能源、電氣化與其他轉型產業的投資減少，政府要達成原有目標就會更加困難。

德國凸顯「有目標」不等於「能交付」

德國法律框架仍訂有明確目標：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較1990年減少65%，並在2045年達到氣候中和。33

但政策落實在政治上變得更困難。德國對高成本供暖與能源措施的經驗顯示，當家庭擔心帳單上升或不確定應採用哪種技術時，氣候政策很容易被視為政府過度干預的象徵。

氣候行動追蹤組織（Climate Action Tracker）指出，若與模型推估的國內路徑相比，德國現行政策可評為「幾乎足夠」；但若只看已經落實的措施，德國仍可能無法達成2030年與更長期的目標。36 該組織在另一份國家評估中，則將德國整體氣候行動評為「不足」，並表示德國政府正逐漸偏離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37

這兩項評估未必互相矛盾：前者著眼於政策路徑只需中度改善便可能接近目標，後者則更重視政策方向與預測排放量。合併來看，較審慎的結論是：德國仍擁有完整的氣候政策框架，但目前的執行軌跡尚未穩妥地對準自身設定的期限。

批評美國政策回撤，為何仍無法阻止歐洲倒退？

歐洲領導人可以指出，歐洲仍保留氣候目標、碳市場與再生能源政策，因此其做法不同於全面性的聯邦氣候政策回撤。政府可以主張，自己只是調整去碳化速度，並未拆除整套制度。

批評者則會反駁：當強制措施延後、合規規則放寬，或新的化石燃料投資獲得政治保護時，兩者在實際效果上的差距可能縮小。規則變得寬鬆，即使被包裝成暫時性或技術中立的調整，仍可能造成比原政策更高的排放。

這正是歐洲氣候政策轉向的核心矛盾：政治語言強調保留雄心，市場與執行結果卻決定排放究竟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

短期紓壓的長期代價

重新校準的短期理由很直接：政府要降低政治阻力、保護家庭免受明顯成本衝擊、把工業能力留在歐洲，並避免能源短缺；企業則希望獲得可靠回報，並據此配置資金。

長期風險同樣清楚。每一次延誤，都會壓縮部署潔淨電力、升級電網、推動交通電氣化、汰換供暖系統，以及讓重工業減碳的時間。若2030年目標落空，後續減排可能需要更昂貴、也更具破壞性的措施。

因此，歐洲的氣候政策轉向既不是徹底決裂，也不只是技術性微調。它反映的是政策優先順序的改變：從追求最快速的去碳化，轉向管理轉型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成本。接下來的結果，將取決於這些彈性措施究竟能否協助建立更持久的能源轉型，還是只會延長對化石燃料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