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網絡安全委員會首月收到約200宗求助：包括兒童被起底及私密片外流

OSC的意義不只在於「收到幾多宗個案」。根據新加坡《網絡安全（救濟及問責）法》（Online Safety (Relief and Accountability) Act，OSRAA），委員會為受害者提供專門而較容易接觸的法定補救途徑，並可指示平台及相關網上群組管理員移除有害內容；制度亦容許對涉及有害行為的帳戶採取行動。

一宗公開例子涉及TikTok上一則帖文。帖文失實地將一名女子與前代部長穆罕默德·費沙爾·易卜拉欣（Muhammad Faishal Ibrahim）辭職的背景扯上關係。OSC評估舉報後，認定涉及網絡有害活動並採取行動；截至2026年7月28日晚上，該帖文已經無法查看。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預計會逐步擴大，由首階段五類傷害，延伸至法例框架下其餘網絡傷害類別。

點解法律補救以外，仍然需要SHECARES？

OSC是法定補救機制；SHECARES Centre則擔當互補角色，提供以受害者為本的協助及社區支援。

移除一則帖文，未必代表傷害就此完結。受害者可能仍要面對恐嚇、擔心再次曝光、名譽受損、情緒困擾，或者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因此，一個較完整的處理方案，可能同時需要：

• 容易使用的舉報渠道及迅速移除內容；
• 保護匿名身份及人身安全；
• 協助保存證據、記錄虐待情況及處理平台程序的實務指引；
• 情緒及精神健康支援；以及
• 適當時提供法律援助。

OSC可以追究責任，並減少有害內容繼續流傳；支援服務則協助受害者處理帖文、帳戶或錄像被移除後仍然存在的個人影響。

調查數字反映網絡傷害並非小事

OSC首月收到的求助，與新加坡較廣泛的調查結果互相呼應。新加坡律政部長唐英年（Edwin Tong）引用SHE研究指，38%新加坡人曾親身經歷網絡傷害；在受害者之中，36%表示受到嚴重影響，包括抑鬱、擔心人身安全，部分人甚至出現自殺念頭。

律政部較早前引用的SHE研究亦顯示，76%受訪者不願意在網上表達可能具爭議的個人看法。研究指出，女性、年輕人及少數族群尤其容易受影響。

呢啲數字帶出一個重要分別：網絡安全唔只關乎一段冒犯性內容仲有冇留喺網上。網絡傷害亦會影響一個人敢唔敢參與討論、暢所欲言，甚至以真實身份留喺網上。

新加坡內政部引用的另一項2022年調查則顯示，66%受訪者覺得自己在網上安全，相比之下，92%受訪者表示自己獨自在夜間步行時感到安全。由於兩組數字來自不同年份及調查，不能視為SHE研究的直接更新，但仍反映出人們對實體環境與網絡環境的安全感存在落差。

性別差異存在，但現有數據未足以作全面比較

SHE的相關資料顯示，女性及年輕女性可能面對較特殊的網絡傷害形式。律政部引用的SHE 2023研究指，22%女性年輕人曾遭受性騷擾，所有受訪者的比例則為14%；同一份資料亦顯示，15至24歲受訪者之中，52%曾親身經歷網絡傷害，整體受訪者比例為38%。

不過，現有資料並未就每一類虐待提供完整的男女分項比較。因此，不能據此宣稱所有網絡傷害對男性及女性的影響都一樣，亦不能為整體OSC個案估算一個精確的性別差距。

較穩妥的結論是：性別、年齡及身份，可能影響一個人接觸網絡虐待的機會，以及所承受的後果。帶有性意味的騷擾、恐嚇及虐待，可能帶來特別的安全及名譽風險；其他人則可能面對不同形式的恐嚇、羞辱或排斥。

唐英年：規管重要，但單靠法律唔夠

唐英年的政策訊息是，規管有必要，但法律本身無法獨力解決問題。OSC及OSRAA提供可執行的補救途徑，但平台、網上群組管理員及一般使用者，同樣要為自己容許及塑造的網絡文化負責。

這包括拒絕將厭女、騷擾或暴力合理化的性別成見及觀念。如果有害行為被當成娛樂、被視為「上網就係咁」的必然現象，或者被認為受害者應該默默忍受，正式補救往往只會在傷害已經造成之後才出現。

新加坡首月經驗因此指向兩條並行的路：

1. 快速而具約束力的介入： 讓受害者有實際渠道要求移除內容、限制涉事帳戶及取得其他補救，不必只靠平台內部舉報，亦不必完全依賴漫長的訴訟程序。
2. 長遠預防及支援： 挑戰有害的性別規範，推動尊重他人的網上行為，並為受害者提供情緒、安全、實務及法律支援。

OSC首個月收到約200宗個案，顯示受害者確實正在使用這條新渠道；SHE的研究則說明，問題遠不止內容審核。網絡傷害可以令受害者噤聲、削弱安全感，並加深原有的不平等。制度最終是否成功，關鍵在於快速的法律行動，能否與有意義的支援，以及改變製造傷害的行為和觀念同步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