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é M. Muñoz 提出的 「神經科技原生世代」(neurotechnological natives),是指那些在神經科技伴隨下成長的人:他們由細到大,接觸的未必只是手機、社交平台和串流服務,還可能包括會量度身體或神經訊號,再將結果轉化為建議、預測甚至即時介入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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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有點似大家熟悉的「數碼原生世代」,但更進一步。數碼科技主要從外部影響我們的注意力、記憶和社交方式;神經科技就可能直接把「我有幾專心、幾攰、瞓得幾好」變成一組由系統計算出來的數字。
問題未必係科幻式「讀心」。更現實的疑問是:如果小朋友由細到大都習慣由耳機或演算法評估自己,會否慢慢相信,專注、休息、情緒甚至自我認識,都應該交畀商業系統持續量度和優化?
「神經科技原生世代」究竟指甚麼?
傳統數碼產品通常在我們與世界之間加上一層介面:螢幕、平台和網絡服務改變我們看甚麼、記得甚麼,以及點樣同人相處。
神經科技則加入另一個回饋循環。裝置先收集身體或神經訊號,再由軟件估算使用者當刻的狀態,之後提供建議,或者按估算結果改變聲音、環境或工作安排。
Muñoz 的提醒,重點在於「正常化」。一個小朋友如果經常收到「你不夠專心」、「你已經太疲倦」或「你未準備好工作」的系統評估,這些判斷可能漸漸成為他理解自己的方式。現時未有證據證明這種結果必然發生,但持續被量度,確實可能影響下一代對自主性、自我調節和私人內心經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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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感測耳機可以做到甚麼?又做不到甚麼?
腦電圖(EEG)量度的是與腦部活動相關的電訊號。消費產品收到的訊號,通常比實驗室設備有限和嘈雜;它們可以協助估算一些較寬泛的狀態,卻不等於能可靠地讀出一個人的思想、記憶或內在說話。
NextSense 自己亦表示,Smartbuds 偵測的是睡眠深度和睡眠轉換等模式,而不是思想、記憶或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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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能逐字讀心」並不代表沒有私隱問題。系統只要估算到使用者何時似乎疲倦、專心、分心或認知負荷較高,已經可以建立具影響力的個人檔案。之後,這些估算可能被用來作推薦、排序、排程、獎勵、限制,甚至遊說。
人工智能令這個問題更加重要。一段初看無關痛癢、而且相當粗略的訊號,日後可能因為長期數據、更好的模型,或與其他感應器資料結合,而變得更有分析價值。所以核心問題不只是裝置今日可以推斷甚麼,還包括公司保留數據後,將來可以推斷甚麼。
腦感測技術正走入日常產品
以下幾個例子,反映神經科技正由診所和實驗室,走向一般消費電子產品:
- Neurable 的 EEG 耳機聲稱可以追蹤專注力、認知負荷、反應時間和精神疲勞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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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Sense Smartbuds 使用 EEG 感應器偵測睡眠相關腦部活動,並可按照偵測到的睡眠狀態播放相應聲音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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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曾申請耳機生物訊號感測專利,當中包括用電極量度腦部活動的設計。不過,專利只代表一個可能的設計,並不等於 Apple 已經推出具備腦感測功能的 AirP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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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 的神經手帶(neural wristband)**顯示,消費者介面亦可以利用周邊神經系統訊號控制其他裝置。但它不應被直接稱為 EEG 讀腦裝置,也不應與腦感測耳機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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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產品共同指向一個更大的 「神經科技轉向」:原本主要用於臨床護理和研究的技術,正變得更隱蔽、更舒適,也更容易長時間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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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兒童面對的風險更高?
兒童和青少年仍在建立注意力、情緒調節、判斷力,以及理解自己的能力。如果裝置不斷告訴一個年輕人「你分心」、「你疲倦」或者「你的表現低於預期」,這種回饋就可能不再只是一項健康功能,而會影響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能力和行為。
把自我調節交畀裝置
回饋本身可以有用,但持續量度亦可能令人依賴外部分數,決定幾時休息、集中精神或者停低。問題不只是量度準不準,還包括:到底由誰定義「理想的心理狀態」?又是甚麼商業或機構誘因,決定系統向小朋友提出甚麼建議?
將不確定的推斷變成標籤
演算法估算不等於關於一個人的事實。如果系統錯誤判斷小朋友不專心或效率低,家長、老師或機構可能會針對那個標籤,而不是了解小朋友真正的感受。即使推斷本身不可靠,長期重複出現的標籤仍可能影響自信和別人對他的期望。
私人內心世界的界線變薄
一個人可能願意為了改善睡眠而分享睡眠數據,但不代表他同意接受更廣泛的個人剖析。隨着分析系統進步,神經或神經肌肉訊號可能被賦予新的含義。今日為健康收集的數據,日後有機會被用於廣告、教育、僱傭、保險或紀律管理。
同意並不簡單
小朋友無法提供與成年人同等形式的充分、持久知情同意。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授權收集數據,但這仍未回答幾個問題:小朋友是否應該被持續監察?數據應該保留幾耐?當他長大後,能否退出一個已經影響其個人紀錄和評估方式的系統?
以上屬於治理和成長方面的風險,並不是證明現時的消費型 EEG 耳機已經造成這些傷害。這個分別相當重要:要主張加強保障,不需要誇大現有裝置的能力。
職場監察可能是早期警號
疲勞和認知負荷監察不只牽涉兒童。原本以安全或提升生產力為名引入的系統,可能變成管理工具:僱主可以用它評估員工、安排高難度工作,或者懲罰被認為「不夠專心」的時段。
這個例子揭示神經數據治理中一個核心權力問題:員工表面上可以同意被監察,但實際上可能很難拒絕。學校、運動隊伍或其他正式上屬自願、實際上卻難以避開的環境,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
美國目前有甚麼法律保障?
美國現時沒有一條涵蓋所有消費者神經數據的聯邦綜合法律。近期政策分析指出,當地的監管框架相當分散,主要由各州私隱法例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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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州於 2024 年修訂私隱法,將神經數據納入受保障類別;加州 2024 年的立法亦將神經數據納入《加州消費者私隱法》(CCPA)的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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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康涅狄格州的修訂私隱條文則於 2026 年 7 月 1 日生效,將透過量度一個人中樞神經系統活動而產生的資料,列入敏感數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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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法律是重要一步,但主要仍然是私隱措施,未能單獨解決以下問題:
- 神經介面應否用於兒童;
- 公司對認知或情緒狀態的推斷,準確度需要達到甚麼程度;
- 僱主或學校可否要求使用監察裝置;
- 原本收集目的結束後,推斷出的個人特徵可以怎樣使用;
- 當裝置已經融入日常生活,使用者是否真的有能力拒絕。
結果是,美國目前仍然是保障程度不一的「拼布式」制度,而不是一套全國統一標準。不同法律對「神經數據」的定義亦可能有別,尤其是保障範圍究竟只包括直接量度到的神經訊號,還是也包括由其他數據推斷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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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路徑依賴」
Muñoz 的警告,歸根究柢是:社會可能在討論「可不可以」之前,已經先接受了「本來就是這樣」。
如果小朋友由細到大都使用會量度和解讀心理狀態的裝置,等到監管措施出現時,數據收集習慣、商業預期和機構做法可能早已根深蒂固。
短期內,問題不是耳機能否逐字讀出小朋友腦內的私人思想——一般而言,它們做不到。更迫切的問題是:一整代人會否習慣把大腦和神經系統視為一個全天候開啟的介面,任由系統量度、評分、預測和影響;而小朋友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有沒有真正控制自己內在生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