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耳機開始「讀腦」：腦神經科技原生世代會如何成長？

如果有一天，兒童每日戴住耳機返學、溫書、瞓覺，而耳機會告訴他們「專注度不足」、「精神疲倦」或者「未準備好學習」，他們會如何理解自己的內心？

這正是 José M. Muñoz 提出「腦神經科技原生世代」（neurotechnological natives）這個概念所想追問的問題。它不是預測所有年輕人會變成一個劃一的新世代，也不是斷言腦部感測裝置一定有害，而是一個用來及早提出研究及監管問題的分析框架。7

腦神經科技，已不再只在實驗室

消費者接觸到的神經科技，正逐漸披上耳機、耳塞等熟悉外形。Neurable 推出配備 EEG（腦電圖）感測功能的耳機，聲稱可辨識疲勞及協助管理認知負荷；NextSense 則開發感測腦部訊號的睡眠耳塞。Apple 在 2023 年提交的一份專利申請，亦描述了配備電極、能量度腦部活動的 AirPods。7

不過，Meta 的 Neural Band 需要作出一個重要區分：它並非直接記錄腦電波，而是讀取手腕的神經肌肉電訊號，藉此控制 Ray-Ban Display 智能眼鏡。7

這些產品並不代表消費者裝置已經可以直接「讀出」一個人的私密思想。它們反映的是另一個轉變：感測器可以收集腦部或與腦部相關的身體訊號，軟件再將訊號分類，推算使用者可能處於專注、疲倦或準備狀態，並據此調整介面及提示。

人工智能令這個轉變更值得關注。研究人員正探索如何利用 EEG、近紅外光譜（fNIRS）及其他生理感測器辨識認知狀態，再動態調整 AI 互動，例如由「神經適應型導師」按照學生的即時狀態改變教學方式。3 當感測器變得更便宜、更輕巧，腦部便不再只是科技顯示在螢幕上的對象，而可能成為科技用來互動的介面。21

兒童為何是最關鍵的一環？

Muñoz 並不是說現有證據已證明這些裝置會損害兒童發展。真正的疑問是：當「量度—分類—優化」成為日常，兒童會否逐漸透過機器標籤去理解自己，而其他人亦會用這些推算結果評價他們？7

可能受影響的發展能力包括：

• 內在語言及自我理解： 如果系統不斷把孩子標籤為「專注」、「疲倦」或「準備就緒」，這些外部分類可能影響他們辨認、描述及信任自身心理感受的方式。
• 自我調節及衝動控制： 神經適應提示或可協助維持注意力及管理情緒，但亦可能令兒童少了機會練習自行察覺衝動、延遲反應及調節注意力。
• 認知及自主性： 如果系統經常建議何時溫書、休息或採取行動，久而久之可能改變兒童作判斷的習慣，以及他們對「這個決定由誰負責」的理解。
• 社交關係： 當推算出來的內在狀態可以被家長、老師、同學、僱主或平台看見，信任、私隱及人際關係的期望亦可能隨之改變。

以上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並非已確立的因果結論。正因長期影響仍未清楚，社會才有必要在普及之前開始研究。

所謂「由內而外」的科技影響

螢幕及社交媒體主要透過內容、社交互動、搶奪注意力及即時回饋影響成長。腦神經科技則可能建立一個不同的循環：系統先量度或推算一個人的內在狀態，再用結果調整下一個提示、學習環境或互動方式。21

這就是 Muñoz 所說科技從心智的「內側」發揮作用。裝置不只是向人展示外部刺激，而是把人的訊號納入一個「量度—解讀—回應」的循環之中。

當然，這個分別不能被誇大。消費級 EEG 系統有不少限制，推算一個人疲倦或專注，亦不等於直接取得他的思想。但即使分類並不完美，只要學校、公司或平台把結果視為權威，仍然可能產生實際影響。因此，問題不只在於系統準不準，還包括：誰可以取得數據？系統如何解釋推算結果？使用者能否提出異議？最後又會根據這些結果作出甚麼決定？

Muñoz 提出的九個研究問題

現有報道確認，Muñoz 把研究議程分為科技科學、認知發展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每個層面各有三個迫切問題。不過，提供的資料未有列出原文完整措辭；以下是根據報道內容整理的重構版本，並非逐字引述。7

科技科學層面

1. 消費者裝置能以多準確及可靠的程度，推算人的心理或認知狀態？
2. 系統會收集、合併、儲存及分享哪些腦部、生理、行為及情境數據？
3. AI 會如何提升低成本、非入侵式感測器從訊號中提取有用資訊的能力？

認知及發展層面

1. 持續接受神經回饋及機器生成的心理狀態標籤，會如何影響兒童的內在語言及自我理解？
2. 神經適應系統會強化還是削弱注意力、自我調節及衝動控制的發展？
3. 日常監測腦部訊號，會如何影響學習、記憶、認知、自主性及責任感？

社會文化及治理層面

1. 當人的內在狀態可以被推算或分享，家庭、朋輩、教育及職場關係會出現甚麼變化？
2. 商業誘因、資源不平等、家長控制及機構壓力，會如何分配科技的好處與風險？
3. 在神經適應系統普遍進入家庭、學校及職場之前，需要設立哪些保障？

這九個問題將焦點由「裝置是否有效」推前一步，轉向「它會創造一個怎樣的成長環境」。

監管，可能已經追不上科技部署

治理問題不只是一般消費者私隱。腦神經數據牽涉心理私隱、同意、數據擁有權、二次使用、AI 訓練、廣告、保險，以及僱主或其他機構能否取得相關資料；全球許多地方對這些問題仍未有定案。22

目前的監管亦相當零散。在美國，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賴 FTC 法案第 5 條，即處理不公平或欺騙性商業行為的條文，而不是一套全面規管腦神經數據收集及使用的聯邦法律。加州及科羅拉多州在 2024 年通過腦神經數據私隱保障，康涅狄格州的相關條文則預計於 2026 年 7 月生效。這種州與州之間各自為政的格局，形成的是一張權利及責任不一的拼圖，而非全國統一標準。7

職場使用 EEG 監測疲勞，亦令問題更複雜。相關報道提到，包括採礦等高安全風險行業在內，工作場所可能使用這類監測。當員工需要在僱傭關係中「同意」接受監測，同意是否真正自願便值得質疑；原本為安全而設的系統，也可能被延伸用於生產力評估，甚至影響員工的議價能力。7

2024 年一篇研究更探討了一宗消費者神經科技公司侵犯腦數據私隱、並最終被成功起訴的案件所帶來的影響，顯示這些爭議並非純粹假設。2

不是拒絕創新，而是先設好界線

「腦神經科技原生世代」這個假設，並不要求社會放棄有用的裝置。它要求的是：保障措施是否跟得上科技部署？

至少，政策討論需要正視幾項底線：真正有意義的同意、對兒童更高程度的保障、嚴格限制數據用途及二次使用、公開推算結果的形成方式、讓受影響者有權挑戰重要分類，以及防止家長、學校或僱主以不對等權力強迫監測。

核心問題並不是每一款腦部感測穿戴裝置是否危險，而是社會會否在尚未理解長期影響之前，就讓量度及操控內在心理狀態的系統變成理所當然。Muñoz 提出的九個問題，正是希望在規範被科技寫死之前，先開展這場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