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暫阻五角大樓將藥明康德列為「中國軍方企業」：關鍵證據被指誤讀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首席地區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暫時禁止美國國防部執行、落實或以其他方式產生藥明康德被列為「中國軍方企業」的後果。這是這間中國總部藥物研發及生命科學服務公司在訴訟中的重要首輪勝利，但並非最終判決：藥明康德並未因此自動從名單除名，案件本身仍未完結。

初步禁制令代表甚麼？

法院的命令主要是維持現狀，讓藥明康德可以在挑戰五角大樓決定期間，暫時免受該項認定的即時執行後果。博斯伯格認為，藥明康德已展示出較大機會證明，國防部將公司列入名單的做法可能違反美國《行政程序法》下對行政決定的審查標準，即決定屬「武斷及反覆無常」。

不過，這並不等於法院已裁定藥明康德與中國完全沒有關係，亦不代表五角大樓日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重新作出相關認定。法庭今次處理的範圍較窄：政府用來支持這次認定的證據及推理，是否足以證明藥明康德符合與中國軍事體系有關的法定條件。

法官質疑哪些證據？

五角大樓曾引用多類資料，包括與國家背景有關的互惠基金、藥明康德與中國大學進行的研究，以及涉及解放軍醫院的研究工作。相關判決報道指，博斯伯格認為國防部官員多次誤讀或誇大了紀錄中的內容。

AVIC相關基金的5.32%數字

爭議焦點之一，是一隻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有關的互惠基金，以及所謂5.32%的持股數字。

關鍵分別在於：5.32%其實是藥明康德股份佔該基金投資組合的比例，並不是該基金或AVIC持有藥明康德5.32%的股權。若將基金投資組合中的配置比例，當成對公司的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便可能大幅誇大五角大樓所指的關聯程度。

研究項目與軍事關聯的說法

法院亦仔細審視國防部如何描述涉及中國大學、與中國國防監管機構有關的院校，以及解放軍醫院的研究和實驗室工作。

爭議不只是這些機構是否存在，或者相關研究是否曾經進行，而是有關文件是否真的證明藥明康德本身與這些機構建立了足以符合相關法例要求的關係。

換句話說，博斯伯格關注的是原始文件與政府結論之間的落差。根據判決報道，五角大樓提出的理據似乎偏離了紀錄內容，未能充分建立藥明康德與中國軍事系統之間的法定關聯。

點解商業損失成為關鍵？

申請初步禁制令，不能只靠提出一個看似合理的法律論點；法院亦要評估，如果不暫停執行，申請方會否遭受難以補救的損害。

藥明康德提交證據指，名單公布後，有客戶及供應商取消合約、終止長期合作關係，或者將業務轉交競爭對手。博斯伯格形容，這個「中國軍方企業」標籤所造成的聲譽影響，近似一個「紅字烙印」（scarlet letter），意味即使公司日後在正式審訊中勝訴，部分商業及聲譽損失亦未必可以完全挽回。

第1260H名單本身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制裁名單，但實際影響並不輕。美國國防部將受到限制，不能直接與名單內公司簽約；由2027年起，政府亦預計不能透過第三方取得這些公司的產品或服務。

此外，報道指藥明康德被列入國防部名單後，亦會觸發《BIOSECURE法案》下的相關規管安排，而部分現有合約設有過渡期。

藥明康德與美國有商業關係，是否影響判決？

藥明康德是一間中國總部的藥物及生命科學服務供應商，在美國及其他市場都有廣泛商業合作。這些跨國聯繫，有助解釋點解一項美國政府認定可以波及公司客戶、供應商及競爭對手。

但法院今次並不是裁定藥明康德「夠美國」所以不應受審查，也不是就美國針對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整體政策作出廣泛判決。眼前法律問題只有一個：五角大樓是否以準確而充分的證據，支持這次具體的軍事企業認定。

同阿里巴巴、比亞迪的案件有咩關係？

藥明康德是與阿里巴巴、百度及比亞迪一同被列入相關名單的中國企業之一。不過，這不代表所有公司都獲得相同法律待遇，亦不代表藥明康德取得的禁制令會自動惠及其他企業。

報道指，阿里巴巴及比亞迪亦在各自挑戰相關認定，但博斯伯格今次的命令只直接保障藥明康德。兩宗案件最終如何處理，仍要視乎各自的證據、法律理據及政府提出的理由。

判決有咩限制？

藥明康德取得的是初步禁制令，而不是推翻認定的最終命令。美國政府仍可繼續抗辯，亦可能嘗試以更完整、準確的證據紀錄，為原有認定提出支持。案件最終可能撤銷、修改或維持這項認定，現階段仍未有定論。

今次裁決較重要的實際訊息是：第1260H名單的認定並非完全不受法院審查，國防部提出的事實紀錄，必須足以支持其法律結論。就藥明康德而言，法官認為紀錄中疑似存在的錯誤，加上公司正面對即時商業損害，已足以在訴訟期間暫停執行。

小米及Hesai科技的先例

藥明康德案件延續了早前涉及五角大樓軍事關聯企業認定的訴訟，包括小米及Hesai科技相關案件。這些案件被引用為例，說明法院可以要求政府的名單決定建基於充分證據，並且要有合理、清晰的行政解釋。

所以，藥明康德今次是贏了第一回合，但尚未贏得整宗官司。暫時而言，法院為公司擋住了五角大樓標籤帶來的即時影響，亦將爭議核心拉回最基本的問題：政府引用的證據是否準確，以及由這些證據推導出的結論是否站得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