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洩文件揭工銀倫敦業務涉成北京戰略融資樞紐？

ICIJ（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China Capital」跨境調查，提供了一個罕有窗口，觀察中國工商銀行（工銀，ICBC）如何據報透過倫敦分行及英國附屬公司，處理與北京全球戰略目標一致的金融業務。

調查由ICIJ與23間傳媒夥伴進行，審閱約480萬份、涵蓋2005至2024年的機密紀錄。文件包括內部報告、電郵、客戶檔案、可疑交易紀錄、會議紀要及銀行中共黨委指示。核心指控並非每宗交易都必然違法；而是部分個案顯示，政治及戰略目標可能壓過了正常的商業判斷、制裁審查和反洗錢控制。11719

倫敦為何成為焦點？

據ICIJ報道，工銀在倫敦的業務被用作融資樞紐，服務的對象包括與受制裁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商界人士有關的企業、被公開指涉貪腐的威權人物、債務沉重的國家，以及中國政治建制相關客戶。17

ICIJ又指，北京總部曾要求海外人員追求明確政治目標，以回應其大股東——中國國家——的優先事項：鞏固外交聯盟、取得天然資源，並擴大在通訊、能源及交通基建領域的影響力。2

報道稱，銀行人員在推進這些目標時，有時違反或豁免內部制裁及反洗錢政策。1819 不過，內部警示、外洩文件中的指控，以及監管機構的執法決定，屬於不同層次的證據；不能單憑這些材料，就斷定每一個客戶、貸款或轉帳均觸犯特定法律。

俄羅斯鎳業：鎳供應與戰爭制裁之間

調查中最受注目的個案之一，是俄羅斯礦業公司諾里爾斯克鎳業（Nornickel）。ICIJ指，該公司部分由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寡頭控制；到2024年，在英國和美國已禁止進口俄羅斯鎳的背景下，工銀倫敦及其他海外單位仍考慮為該公司提供人民幣貸款及其他金融服務。1316

ICIJ亦報道，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工銀反而擴大在俄業務：2022至2023年間，該行在俄羅斯的總收入增加逾一倍，2024年收入約3.7億美元。2

這宗個案的戰略意味在於鎳是電動車和電池供應鏈的重要原料。西方政府試圖藉限制與俄羅斯戰時經濟相關的貿易施壓，而一家受西方監管的銀行若繼續維持與高風險俄羅斯利益相關方的商業關係，自然會引起制裁與合規疑問。24

華為13億美元「緊急現金」轉帳

另一篇ICIJ報道稱，美國在2019年公開起訴華為、指控其欺詐及違反伊朗制裁規定後不久，工銀倫敦把約13億美元華為「緊急現金」由倫敦轉往深圳。11

ICIJ形容，這是一項為中國重要戰略客戶而設的緊急操作，並指有員工繞過正常內部程序。轉帳本身未必違法，但調查將事件視為一個例子：當政治上重要的企業需要協助時，日常控制流程可以被迅速擱置。911

就這篇報道，工銀和華為均沒有回應ICIJ多次提出的置評要求。11

何謂「中國理由」貸款？

根據外洩紀錄，工銀曾向澳洲的礦業、資源和基建企業提供邊際回報甚低、甚至可能虧損的貸款。ICIJ指，目的在於建立長期關係，從而配合中國取得資源及推進更廣泛政治目標。3

ICIJ亦報道，工銀曾不顧合規部門反對，向阿塞拜疆國營石油公司Socar提供約9,000萬美元貸款。這些例子構成調查所稱的「中國理由」：貸款的理據不只在於預期財務回報，還包括資源供應、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基建連繫，以及發展戰略產業等政策目標。24

以國家戰略考量作商業決定，並不必然不當；真正的合規風險在於，政治理由會否削弱對客戶風險、制裁曝險及洗錢風險的獨立評估。

「幾乎沒有意欲終止高風險客戶」代表甚麼？

一名反洗錢申報主任在2019年內部備忘錄寫道，銀行對「終止高金融罪行風險業務關係」的意欲「非常低」。16

銀行業所說的 offboarding，即是結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換言之，這句話反映相關人員認為，即使客戶被視為有較高金融罪行風險，機構內部亦不太願意切斷關係。

放在「China Capital」調查的脈絡，問題是銀行在保留具戰略價值的客戶關係時，會否比「去風險化」——即主動降低高風險曝險——更受重視。216

監管紀錄提供背景，但不是逐宗交易的判決

ICIJ指，工銀旗下機構曾在多個司法管轄區面對監管執法或合規關注，包括美國、加拿大及盧森堡的罰款，涉及金融罪行控制不足及規避制裁控制等問題；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亦曾提出疑慮。24

這些紀錄為外洩文件所反映的控制漏洞提供背景，但不應被當成對調查所述每一宗交易的全面法律裁決。監管處分針對某個實體、內部合規警告，以及文件指控，並不等同。

中方否認政治驅動融資的說法

中國官員否認中國海外金融是政治驅動或欠透明的說法。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向ICIJ表示，中國海外融資遵循市場規則及國際規範，並不尋求政治利益。5

ICIJ的報道及其引述的專家則提出相反解讀：國家控股銀行可成為「金融國策工具」，透過放貸及銀行關係，鞏固外交聯盟、資源取得和對戰略基建的影響力。217

因此，調查最值得關注的未必只是某次轉帳或某筆貸款，而是一條更難回答的監管問題：當一間全球活躍、由國家持有多數股權的銀行，其商業決策與國家戰略重疊時，傳統合規制度和所在地監管能否真正獨立於政治壓力？外洩紀錄未能證明每宗個案違法，但令這個問題更難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