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軟件供應商的變化同時,香港政府也在建立更完整的共用數碼基建,讓不同部門之間能更容易共享數據和運算資源。
其中包括:
政府雲端基建服務(Government Clou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GCIS) 以及 大數據分析平台(Big Data Analytics Platform)。這些平台支援政府部門共享運算能力、數據交換,以及推動人工智能與數據分析項目。截至 2024 年底,已支援超過 500 個數碼政府服務。
另一個重要系統是 「智方便」(iAM Smart)。這是一個全港數碼身份平台,讓市民可以使用單一帳戶登入政府及部分商業服務,並進行具法律效力的電子簽署。到 2025 年,所有政府部門已全面採用這個平台作為統一入口。
這些共用基建意味著政府可以在應用層更靈活地部署不同軟件,亦降低更換供應商的技術門檻。
另一個影響香港科技選擇的結構性因素,是與內地經濟與科技生態的日益融合,尤其是 粵港澳大灣區(Greater Bay Area, GBA)。
當企業或機構需要與內地公司頻繁合作時,使用與內地標準兼容的軟件平台往往更容易整合系統與工作流程。
近年全球科技產業亦受到中美競爭影響。出口管制、投資限制與制裁風險,都讓政府與大型機構重新思考科技供應鏈的安全。
在這個背景下,減少對單一國家科技供應商的依賴,被視為提升數碼基建韌性的方式之一。
綜合現有趨勢,香港未來最可能出現的並不是完全「去西方科技化」,而是一個 雙軌或混合型的科技架構。
實際情況可能包括:
這種模式其實反映了香港的特殊定位:既是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又愈來愈深度融入中國內地的創新與科技網絡。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正在經歷的並不是突然的科技轉向,而是一場 數碼基建的慢慢再平衡。
三個力量正在推動這個變化:
結果很可能不是某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而是兩個科技生態在香港 同時存在、互相競爭,也互相連接 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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