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堆疊正慢慢轉向內地軟件？背後發生咩事

香港長期以來的企業科技架構，一直以西方科技公司為核心，例如 Microsoft 的辦公與協作系統。不過近年開始出現一個逐漸而低調的轉變：部分政府部門和企業正嘗試採用來自中國內地的企業軟件平台。

這並不是一次全面的技術「大換血」。更準確地說，香港的 IT 生態正在出現一種 慢慢重新平衡 的情況：西方科技仍然重要，但內地供應商的存在感正在增加。

西方企業軟件不再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多年來，香港政府與大型企業的內部系統大多依賴美國科技公司。例如 Microsoft SharePoint 在文件管理、內聯網（intranet）與團隊協作方面一直是常見標準工具。

但近年的個別案例顯示，這種「預設選擇」開始鬆動。例如 2026 年有報道指出，香港警務處其中一個部門已把 Microsoft SharePoint 替換為內地企業協作平台 致遠互聯（Seeyon）。

目前出現轉變的系統主要集中在較容易替換的企業應用，例如：

• 文件與內容管理系統
• 內部審批與工作流程平台
• 協作與內聯網系統

這些系統雖然對日常運作非常重要，但相比作業系統或全球雲端平台，替換成本相對較低，因此更容易成為試水溫的領域。

香港沒有宣布全面禁用西方科技

儘管個別案例受到關注，但香港並沒有像部分內地政策那樣，正式要求公共部門全面移除西方科技產品。

現時的轉變多數來自 採購策略與實際需求，而不是一項城市層面的政策。

這一點十分關鍵。因為在香港仍有大量跨國企業、金融機構和國際科技公司運作，它們普遍仍依賴西方雲端平台、開發工具與辦公軟件。因此，西方科技在香港的 IT 環境中仍然佔有很深的基礎。

政府數碼基建正在擴展

與軟件供應商的變化同時，香港政府也在建立更完整的共用數碼基建，讓不同部門之間能更容易共享數據和運算資源。

其中包括：

政府雲端基建服務（Government Clou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GCIS） 以及 大數據分析平台（Big Data Analytics Platform）。這些平台支援政府部門共享運算能力、數據交換，以及推動人工智能與數據分析項目。截至 2024 年底，已支援超過 500 個數碼政府服務。

另一個重要系統是 「智方便」（iAM Smart）。這是一個全港數碼身份平台，讓市民可以使用單一帳戶登入政府及部分商業服務，並進行具法律效力的電子簽署。到 2025 年，所有政府部門已全面採用這個平台作為統一入口。

這些共用基建意味著政府可以在應用層更靈活地部署不同軟件，亦降低更換供應商的技術門檻。

大灣區整合是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個影響香港科技選擇的結構性因素，是與內地經濟與科技生態的日益融合，尤其是 粵港澳大灣區（Greater Bay Area, GBA）。

政策框架鼓勵廣東、香港和澳門在科研、創新和數據流通方面加強合作。例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發展，就是希望促進資金、數據、人才與科研成果在區內流動。

當企業或機構需要與內地公司頻繁合作時，使用與內地標準兼容的軟件平台往往更容易整合系統與工作流程。

地緣政治與科技供應風險

近年全球科技產業亦受到中美競爭影響。出口管制、投資限制與制裁風險，都讓政府與大型機構重新思考科技供應鏈的安全。

香港政策討論中也逐漸提到一個概念：分散地緣政治風險。

在這個背景下，減少對單一國家科技供應商的依賴，被視為提升數碼基建韌性的方式之一。

最可能出現的格局：混合科技生態

綜合現有趨勢，香港未來最可能出現的並不是完全「去西方科技化」，而是一個 雙軌或混合型的科技架構。

實際情況可能包括：

• 與政府或內地合作密切的系統，更多採用內地軟件
• 國際金融、跨國企業與全球市場相關產業，仍以西方科技為主
• 政府共用數碼平台負責連接不同技術生態

這種模式其實反映了香港的特殊定位：既是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又愈來愈深度融入中國內地的創新與科技網絡。

更大的圖像：一場緩慢的再平衡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正在經歷的並不是突然的科技轉向，而是一場 數碼基建的慢慢再平衡。

三個力量正在推動這個變化：

1. 內地企業軟件供應商的崛起
2. 香港政府建立共用數碼平台與智慧城市基建
3. 中美科技競爭帶來的供應鏈與地緣政治風險

結果很可能不是某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而是兩個科技生態在香港 同時存在、互相競爭，也互相連接 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