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今次不是「BOJ下次會否加息」咁簡單,而是整條利率曲線及日本風險溢價都在重新定價。
BOJ目前要處理兩個方向相反的風險:一方面要逐步收緊政策,避免通脹預期根深蒂固及支撐日圓;另一方面又不能加息太快,否則可能進一步打擊消費及投資。
但這並不代表加息已經板上釘釘,更不代表市場已經知道BOJ最終會把利率推到幾高。政策終點未明,本身就會增加債券定價的難度:投資者要為持有長久期債券承擔的利率風險,預留更高回報。
通脹形勢亦未算完全清晰。Deloitte數據顯示,日本6月整體通脹按年升1.7%,大部分核心通脹指標則為1.6%或以下。 不過,能源及原材料進口成本、地緣政治干擾,以及日圓偏弱,仍可能令家庭和企業面對令人不舒服的價格壓力,即使本地需求並不強勁。
數據削弱了快速加息的理據,因為借貸成本上升可能進一步壓低消費及投資。但經濟疲弱也不代表通脹問題會自動消失:如果進口商品及能源成本繼續轉嫁給家庭和企業,物價仍可能維持壓力。
這正是BOJ最棘手的政策組合:經濟增長未強到足以令大幅加息變得輕鬆,但日圓弱勢及成本推動型通脹,又令維持過度寬鬆政策同樣困難。下一步決定不會只看GDP總數,還要觀察內需會否回升,以及成本壓力會否擴散至更廣泛的商品和服務。
日本債券孳息曲線異常變陡,確實是警號,但不應直接解讀為主權債務危機即將爆發。它反映投資者對長期通脹、再融資成本及財政前景要求更高風險補償。
日本政府預計,截至2026財政年度末,一般政府債券餘額將達1,145萬億日圓。當舊債以更高利率續借,利息支出便會逐步增加,政府日後應對經濟或其他衝擊的財政空間亦會收窄。 IMF亦指出,日本整體債務仍會維持高水平,而日益增加的支出壓力需要財政調整及更強的緩衝。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高息率能否持續,而不只是某幾個交易日突然抽升。短暫的市場波動較容易吸收;如果整體融資成本長期上升,影響就會逐步滲入龐大債務存量。
BOJ理論上可以重新設置債息上限,或者加大買債力度,以壓低市場息率。不過,這些措施未能解決市場利率、通脹及財政風險之間的根本矛盾。日本已於2024年結束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之後開始縮減買債;如果再次強行壓低債息,可能削弱債券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亦令日後調整變得更加突然。
外匯干預同樣不是長遠解決方案。日本財務省買入日圓可以紓緩市場失序,但無法永久抵銷日本與美國之間巨大的利率及政策差距。路透社指出,日本財務省自2022年起已多次入市買日圓,顯示當局有意願出手,但亦反映問題規模不小。
較持久的日圓支持因素,應是可信而有序的BOJ政策正常化,加上美日利差收窄。代價是,日本利率越高,經濟增長、借款人、投資者及政府所承受的財務壓力亦可能越大。
JGB息率上升,會推高日本金融市場的折現率,對估值偏高的增長股、地產,以及負債較重的企業構成壓力。銀行及保險公司可能受惠於再投資收益提高,但如果債市調整過急,持有大量長久期債券的金融機構亦可能面對按市值計價虧損及融資風險。
日圓轉強則會令出口商面對另一重壓力,因為海外盈利換算成日圓後會減少;相反,日圓偏弱雖然有利出口,卻會加劇進口通脹,令BOJ更難宣布物價壓力已經受控。
對環球債券投資者而言,JGB目前提供的名義收益率已明顯高於零息率年代,但債息上升並不代表JGB必然是可靠的避險工具。當美國國債、歐洲政府債券及日本國債同時受全球期限溢價上升影響,長年期JGB可以與其他主要市場債券一同下跌。
JGB的分散投資作用,較可能在日本獨有的經濟衝擊,或令全球債息下跌的避險情緒中重新出現;前提是通脹及財政憂慮沒有蓋過市場一貫的「避險買債」反應。
核心問題是,日本能否逐步正常化利率,同時維持市場對財政狀況的信心,並支持仍然脆弱的經濟復甦。
9月加息仍然可能發生,市場定價亦顯示投資者正認真看待這個情境。 不過,第2季內需數據疲弱,意味BOJ有理由保持審慎;如果經濟進一步轉差,也不排除延後行動。與此同時,成本壓力、日圓疲弱及全球債市拋售,即使在BOJ正式行動前,仍可能繼續推高日本債息。
所以,日本債息急升最適合被理解為政策、通脹及財政風險的重新定價,而不是市場對單一事件的判決。BOJ要走的路線必須足夠收緊,以穩定物價預期及支撐日圓;但同時亦要有可預測性和漸進性,避免令政府利息負擔急升,或者扼殺本已不算強勁的本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