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伯格在 2026 年 9 月 15 日於 X 表示，不認同 AI 業界需要集體「煞車」。他的核心主張是：競爭壓力、法律責任，以及令系統與用戶利益一致（alignment，對齊）的商業需要，已經足以令每間 AI 實驗室有動機、亦有能力按自身情況訂立並執行安全開發步伐。1

換句話說，他相信安全會成為產品競爭力的一部分：做不好對齊、失去用戶信任的實驗室，最終會落後；若系統造成損害，公司亦可能要面對法律責任。因此，他傾向由公司各自負責、接受外部檢視，而不是先等全行達成一致才放慢發展。

Meta 用咩例子支持自己做法？

朱克伯格提出的不是抽象原則，而是 Meta 自己的操作例子：

• Meta 曾為處理安全及保安問題，把 Muse AI agent 的推出延後數月；他強調，Meta 當時沒有要求其他實驗室也先放慢，自己認為有需要便直接延後。1
• 他表示，Meta 把「絕大部分」運算資源投向滿足用戶短期需要的產品，而非投向讓 AI 自我改進。1
• 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會使用獨立評估者及顧問；朱克伯格稱，讓外部人士評測和提供意見，是業界良好做法。1

同 Amodei 的分歧喺邊？

Anthropic 行政總裁 Dario Amodei 的方向剛好相反。他呼籲放慢前沿 AI 能力的提升，特別是「遞歸式自我改進」——即 AI 協助建立下一代 AI 的循環——讓安全研究、測試和防護措施有時間追上。OpenAI 行政總裁 Sam Altman 及 Elon Musk 都曾表態支持較協調的節奏。23

所以，兩邊並非否定安全的重要性，而是對「安全由誰、以甚麼機制確保」有不同答案：

朱克伯格／Meta	Amodei／Anthropic
各公司自行決定安全節奏	領先 AI 公司協調放慢能力提升
靠競爭、責任、用戶信任及外部評估	為安全工作爭取更多時間，特別防範自我改進風險
不必等待同行先行動	認為單靠個別公司未必足夠

點解業界協調未必咁易？

政治和法律環境令集體行動更複雜。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對放慢 AI 或大幅加強監管，理由是美國要與中國競爭；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的取態亦較接近持續推進，而不是全面暫停。4

反壟斷規則亦是一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 Andrew Ferguson 警告，不應讓 AI 公司借「安全」為理由爭取反壟斷豁免；不過，路透社引述法律專家稱，現有反壟斷法在防止災難性風險的情況下，可能容許某些協調安排。5

「有誘因」不等於必然做得到

朱克伯格的論點，始終是對市場與法律誘因是否足以防止傷害的判斷，並非證明這些機制必然有效。Meta 的安全承諾亦因此受到額外審視：公司近日同意支付最高 180 億美元，並加強保護未成年人的措施，以和解美國多州指控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被設計成令兒童沉迷的案件；Meta 在和解中否認有不當行為。6

總結而言，朱克伯格支持的是分散式、公司主導的 AI 安全決策：每間實驗室自行定速，配合獨立評估、市場壓力和法律後果；這與 Amodei 倡議的協調克制不同。這套制度是否足夠，仍未有定論——尤其當跨公司協作本身已面對政治、商業和法律障礙。

朱克伯格在 2026 年 9 月 15 日於 X 表示，不認同 AI 業界需要集體「煞車」。他的核心主張是：競爭壓力、法律責任，以及令系統與用戶利益一致（alignment，對齊）的商業需要，已經足以令每間 AI 實驗室有動機、亦有能力按自身情況訂立並執行安全開發步伐。1

換句話說，他相信安全會成為產品競爭力的一部分：做不好對齊、失去用戶信任的實驗室，最終會落後；若系統造成損害，公司亦可能要面對法律責任。因此，他傾向由公司各自負責、接受外部檢視，而不是先等全行達成一致才放慢發展。

Meta 用咩例子支持自己做法？

朱克伯格提出的不是抽象原則，而是 Meta 自己的操作例子：

• Meta 曾為處理安全及保安問題，把 Muse AI agent 的推出延後數月；他強調，Meta 當時沒有要求其他實驗室也先放慢，自己認為有需要便直接延後。1
• 他表示，Meta 把「絕大部分」運算資源投向滿足用戶短期需要的產品，而非投向讓 AI 自我改進。1
• 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會使用獨立評估者及顧問；朱克伯格稱，讓外部人士評測和提供意見，是業界良好做法。1

同 Amodei 的分歧喺邊？

Anthropic 行政總裁 Dario Amodei 的方向剛好相反。他呼籲放慢前沿 AI 能力的提升，特別是「遞歸式自我改進」——即 AI 協助建立下一代 AI 的循環——讓安全研究、測試和防護措施有時間追上。OpenAI 行政總裁 Sam Altman 及 Elon Musk 都曾表態支持較協調的節奏。23

所以，兩邊並非否定安全的重要性，而是對「安全由誰、以甚麼機制確保」有不同答案：

朱克伯格／Meta	Amodei／Anthropic
各公司自行決定安全節奏	領先 AI 公司協調放慢能力提升
靠競爭、責任、用戶信任及外部評估	為安全工作爭取更多時間，特別防範自我改進風險
不必等待同行先行動	認為單靠個別公司未必足夠

點解業界協調未必咁易？

政治和法律環境令集體行動更複雜。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對放慢 AI 或大幅加強監管，理由是美國要與中國競爭；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的取態亦較接近持續推進，而不是全面暫停。4

反壟斷規則亦是一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 Andrew Ferguson 警告，不應讓 AI 公司借「安全」為理由爭取反壟斷豁免；不過，路透社引述法律專家稱，現有反壟斷法在防止災難性風險的情況下，可能容許某些協調安排。5

「有誘因」不等於必然做得到

朱克伯格的論點，始終是對市場與法律誘因是否足以防止傷害的判斷，並非證明這些機制必然有效。Meta 的安全承諾亦因此受到額外審視：公司近日同意支付最高 180 億美元，並加強保護未成年人的措施，以和解美國多州指控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被設計成令兒童沉迷的案件；Meta 在和解中否認有不當行為。6

總結而言，朱克伯格支持的是分散式、公司主導的 AI 安全決策：每間實驗室自行定速，配合獨立評估、市場壓力和法律後果；這與 Amodei 倡議的協調克制不同。這套制度是否足夠，仍未有定論——尤其當跨公司協作本身已面對政治、商業和法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