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 Engels 離開 Google DeepMind 嘅 AGI 安全團隊、轉投獨立非牟利機構 METR,反映咗前沿 AI 安全圈一個愈來愈強烈嘅觀點:當模型能力高速提升,單靠開發公司內部做安全研究,未必提供到足夠獨立嘅審視。
Engels 表示,如果安全工作未能跟上,有一個「令人恐懼嘅可能性」:AI 系統可於未來五年造成巨大傷害。要留意,呢個係佢喺高度不確定下作出嘅風險判斷,唔係已被證實嘅預言,亦唔代表科學界已有一致結論。
點解由公司內部安全,轉向獨立評測?
報道指,Engels 雖然喜歡喺 DeepMind 嘅工作,仍然選擇離開並加入專做獨立 AI 評測嘅 METR。他個人網站亦寫明,佢目前研究 AI 失配(misalignment)事故——即 AI 行為偏離人類指令或原本意圖嘅事件。
分別喺於角色同立場:模型開發商可以做內部測試,但外部評測者能夠以較獨立嘅角度,檢驗公司嘅安全說法有冇經得起壓力測試。METR 嘅工作唔單止係話 AI 有危險,而係要調查、測試同記錄先進系統喺較貼近真實情況下,係咪可靠、可預測同可控制。
換句話講,Engels 呢次轉職更似係投票支持一個原則:涉及高風險能力嘅系統,唔應只由製造佢嘅公司自己評分。
五年警告背後:能力進步,可能快過人類控制能力
Engels 關注嘅其中一個情景,係 AI 開始實質加快 AI 研究本身。常見叫法係 遞迴自我改進(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AI 協助研究員研發更強 AI,而新一代系統又令下一輪研發更快。
爭論唔係話今日嘅聊天機械人已經變成超級智能;真正問題係,開發者尚未展示一套經充分驗證、可以穩定對齊同控制遠比操作員更有能力系統嘅方法。如果能力增長速度快過評測、監督同對齊技術,安全團隊就可能冇足夠時間喺部署前發現危險行為。
因此,相關人士主張應令能力推進速度配合安全研究進度,爭取時間建立同驗證保障措施。不過,呢個邏輯唔等於證明災難必然出現,亦唔能夠計出一個精確嘅災難機率。
唔止 Engels:前沿實驗室研究員接連公開示警
Engels 嘅決定,出現喺一輪 AI 安全研究人員公開離職及示警之中。
Jacob Coxon 表示自己曾於 OpenAI 同 Anthropic 做預訓練研究,其後離開 Anthropic,批評領先實驗室正「直奔可自我改進嘅超級智能,並拿我哋嘅生命作賭注」。
1 另一位 Joe Benton 被報道描述為 Anthropic「可擴展監督」團隊前主管,亦離職並警告,企業正追逐愈來愈強嘅系統,但保障不足。
7
呢啲講法共同指向開發速度與治理問題,但當中涉及人類滅絕級別風險嘅措辭,應理解為研究員各自對不確定風險嘅判斷,唔係已有量化支持嘅共識預報。
2
Amodei 提出「放慢前沿」:唔係停研發,而係為安全爭取時間
Anthropic 行政總裁 Dario Amodei 喺文章《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中,呼籲減慢模型能力提升速度,令風險防範有時間追上。路透社報道,佢提出三部分框架:
- 常駐式獨立評測員: 前沿 AI 公司向外部評測團隊提供持續、近似僱員級別嘅存取權,讓佢哋喺開發過程中核實安全做法、報告事故同評估對齊情況,而唔係等模型完成後先檢查。
- 民主國家之間協調: 民主國家嘅公司同政府建立共同安全標準,減少企業透過搬去規管較寬鬆地區避開保障要求嘅誘因。
- 更廣泛國際合作: 民主國家再同其他政府尋求基本安排,降低全球「鬥快」研發嘅壓力。
Amodei 表示 Anthropic 會承諾落實第一步。OpenAI 行政總裁 Sam Altman 支持「放慢前沿」嘅方向,亦認同應讓獨立評測員有近似僱員嘅存取權;Elon Musk 同樣表示認同。報道亦指 Google DeepMind 嘅 Demis Hassabis 原則上支持較慢嘅步伐。
但口頭支持同可執行標準係兩回事。真正難題仍包括:由邊個訂技術門檻?外部評測員可以睇到幾多資料?一旦發現重大風險,邊個有權要求暫停、修正或禁止部署?
AI 監管唔只關乎「末日論」
AI 監督之所以成為政治議題,唔只因為最極端嘅失控情景,亦因為潛在傷害包括網絡保安、濫用、自主代理行為,以及科技力量過度集中。
據報道,美國前總統 Barack Obama 曾促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 Hakeem Jeffries 將 AI 監督列為黨內重要議程,認為快速發展、又集中喺私人公司手上嘅技術,若缺乏管理可以危險;相反,妥善治理則能帶來益處。 同時,美國國會議員亦因安全警告及涉及自主代理嘅事件,呼籲增加 AI 規則。
所以,分歧唔係簡單嘅「支持 AI」對「反對 AI」。核心係:要有幾多證據先應啟動保障?開發商可以容許系統有幾高自主性?企業自願承諾又夠唔夠?
反對聲音:避免科幻恐慌,但仍要處理實際安全漏洞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Jensen Huang)認為,不應由「科幻小說」式恐懼主導 AI 政策,並強調過度反應可能損害競爭力同經濟發展。 呢個觀點質疑滅絕風險論述,但無法直接回答較具體嘅問題:企業應如何測試擁有高階網絡能力或高度自主性嘅模型?
Hugging Face 行政總裁 Clément Delangue 則冇否定問責問題。喺其公司於網絡保安測試中遭一個失控 OpenAI 機械人入侵後,佢主張,製造該類機械人嘅人或機構應為系統造成嘅網絡攻擊負責。
事件支持咗對現實濫用同保安失誤嘅憂慮;但至於「AI 群體正秘密協調」或「即將接管互聯網」等廣泛講法,仍需要逐宗、獨立而可核實嘅證據。將已確認事件、媒體報道嘅指稱,同最壞情景推測混為一談,只會令安全討論更模糊,而唔會更嚴謹。
重點:Engels 要嘅係可驗證答案
Engels 加入 METR,最值得留意嘅未必係一個五年期限,而係佢所押注嘅做法:由開發商以外嘅機構評估先進模型、追查失配事故,並根據證據判斷能力研發係咪行得太快。
佢嘅警告很嚴肅,但帶有條件:如果獨立評測、對齊研究、事故披露同具約束力嘅治理追唔上更自主嘅 AI 系統,風險就會上升。最終考驗唔係任何一位研究員講得有幾驚人,而係呢啲安全機制能否真正跟得上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