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良十四世警告人工智能：機器可以幫手，但決定人類命運的不能交畀機器

教宗良十四世最近談人工智能，並不是要否定科技，而是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究竟由誰控制人工智能，以及當人類把責任交畀機器之後，誰要為結果負責？

他在8月21日向國際天主教議員網絡（International Catholic Legislators Network）發表演說，並於8月28日向國際行政科學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成員致辭，兩次都強調人工智能必須服務公益，受人類智慧、良知及法律引導，而不能只由速度、利潤或不透明的系統主導。

這個立場延續他於2026年5月發表的首份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通諭提出，評價科技進步的標準，不應只是效率或運算能力，而是它有沒有保障人的尊嚴、正義、和平，以及人真正作主的能力。16

對公共行政人員的警告：人類不要成為自己發明的受害者

8月28日，良十四世向國際行政科學協會成員表示，人工智能高速發展，令人不得不面對一個真實風險：人類可能「成為自己所創造的發明的受害者」。他特別警告，不應把涉及人類生命的決定交由機器處理。

他的答案不是叫人放棄數碼科技，而是要令科技更「人性化」。他促請公共行政研究人員繼續尋找方法，讓數碼系統服務生命與和平，並確保公共決策始終以人為中心，而不是由自動化程序取代人的判斷。

換句話說，人工智能可以協助行政工作，但當決定牽涉人的權利、福祉或尊嚴時，就不能抹走人類應有的判斷、責任和道德問責。

對立法者的警告：人工智能權力正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在8月21日向國際天主教議員網絡發表的演說中，良十四世把焦點放在立法者的政治責任上。梵蒂岡將這次會議主題定為「人的尊嚴與人工智能：挑戰、機遇與控制」，反映人工智能治理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之一。

他關注的，不只是人工智能可能出錯，而是先進科技以及決定如何使用這些科技的權力，可能集中在少數大型經濟及科技勢力手上。這種集中，或會令較貧窮的國家愈來愈依賴富裕國家，並擴大原有的不平等。

他又提醒，創新不能變成「意識形態或經濟殖民」的工具。這令人工智能治理不再只是單一國家的監管問題，而是涉及國際權力及全球公平的議題。

演算法如何形成一種不易察覺的支配

良十四世形容，演算法及數碼平台可以在沒有直接宣布「管治」的情況下行使權力。演算法可能決定誰會被看見、誰會被隱形；數碼平台則可能在欠缺足夠問責的情況下塑造公共討論，而自動化系統亦可能為了追求最佳化，把工人的尊嚴放在次要位置。

這個問題不只關乎技術偏見，更關乎誰在制定「誰可以參與、誰有機會被看見、誰能夠獲得工作」的規則，以及受影響的人有沒有真正渠道提出異議。

當私人系統在欠缺透明度的情況下影響公共討論，或者影響人能否取得工作，社會權力便可能由民主制度及公眾監察，轉移到外界難以理解的系統手上。

為甚麼他特別強調家庭

良十四世形容家庭是「人性的第一所學校」，並呼籲立法者防止人工智能削弱家庭的角色。

他的重點是：人是在關係之中成長，學懂信任、責任、慷慨、對話，以及關心他人。這些能力不能簡單等同於人工智能的速度或計算能力。

《Magnifica Humanitas》同樣提醒人，不要把機器的表現誤認為人類智慧。人工智能系統可以模仿某些智慧功能，亦可以在速度及運算能力上超越人類，但它沒有人的生活經驗，也沒有人的身體及感受。16

因此，對良十四世而言，保護家庭本身也是人工智能政策的一部分。問題不只是某個系統是否有效率，而是它的使用方式，有沒有支援人學習自由、責任及團結互助時所依靠的關係和制度。

他要求立法者建立的保障

良十四世提出的方向，勾勒出一套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 保障基本權利及自由： 法例要確保科技進步不能以犧牲人的尊嚴為代價。
• 保護私隱： 使用者應免受剝削，個人資料亦不能被不當使用。
• 要求透明度： 人民及公共機構需要知道新興科技如何被使用，以及涉及重大後果的決定是如何作出。
• 強化民主制度： 數碼系統應該支援，而不是繞過有問責的公共治理。
• 由人承擔責任： 涉及人的生命及尊嚴的決定，不能在沒有實質人類控制的情況下交畀機器。
• 防止支配及權力過度集中： 治理制度需要處理先進人工智能落入少數強大勢力手上的風險。

這些措施呼應通諭的更大論點：科技從來不是完全中性的。它可以促進參與及正義，但亦可能加劇不平等、控制及排斥。

兩場演說如何延伸《Magnifica Humanitas》

《Magnifica Humanitas》於2026年5月發表，主題正是人工智能時代如何保障人。通諭提出的核心測試是：科技是否仍然以人為本，還是已經變成支配、排斥甚至戰爭的工具。通諭因此呼籲，要把人工智能從這些破壞性的邏輯中「解除武裝」。51016

8月的兩次演說，就把這個原則轉化為兩類人的具體責任：公共行政人員要確保數碼系統服務市民，同時保留人的判斷；立法者則要建立保障權利、私隱、透明度及民主生活的規則。研究人員亦有責任找出實際方法，令數碼科技服務生命與和平。

合埋來看，良十四世的警告帶有預防性。他希望社會趁人工智能仍在發展及部署階段，就先訂立以人為本、可以執行的規則，而不是等到不透明平台、集中權力及自動化決策已經根深蒂固，才嘗試挑戰它們。

他提出的標準其實相當直接：人工智能應該擴大公益，但不能取代那些有責任界定及捍衛公益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