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遇刺半年後：伊朗權力核心由宗教領袖轉向安全機器？

阿里・哈梅內伊在2月28日的美以聯合空襲中被殺後，伊朗政權並沒有因為最高領導人突然消失而瓦解。半年過去，伊朗反而逐漸由一個由單一最高領導人主導的體制，變成由安全部門牽頭的戰時國家：新任最高領導人莫吉塔巴・哈梅內伊提供宗教及家族式延續，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和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則在戰爭、內部安全和外交上掌握更大實權。46

這並不代表接班已經塵埃落定。現時更像是一場未完的權力角力：一邊是需要解除制裁、恢復收入及減輕民生壓力的文官；另一邊是因戰爭而擴大權力、並視妥協為高風險的安全機器。

革命衛隊成為更重要的權力中心

莫吉塔巴・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導人，令伊朗政治重新出現一個正式的權力頂端。然而，這個頂端未必再像阿里・哈梅內伊時代一樣，由一人完全主導。由前國防部長 Ahmad Vahidi 出任革命衛隊總司令，加上多名強硬派人士進入軍事及安全系統的關鍵位置，反映真正限制政策選擇的，已不再主要是民選總統，而是掌握武力和情報的機構。456

革命衛隊本身不只是伊朗的軍事組織，亦是政權最重要的安全及政治力量之一。隨着戰事延長，其在導彈、海軍、港口安全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換句話說，革命衛隊不單影響「要不要打」，亦影響「能否談」以及「用甚麼條件去談」。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掌握戰爭與外交之間的接口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原本就是協調國防、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機構，但在戰時，其角色進一步擴大。委員會公開提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條件，將軍事壓力、制裁舒緩、港口封鎖及外交談判綁在一起，正好顯示它已成為政權處理外部危機的核心平台。456

這種安排亦令總統的外交空間收窄。佩澤希斯基安可以控制經濟、重建及外交等政府部門，但軍事和國家安全的最終決定權並不在總統手上。即使文官陣營主張談判，能否落實，仍要獲得最高領導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革命衛隊及強硬派的共同接受。

佩澤希斯基安：以「革命傳統」包裝談判

佩澤希斯基安曾引用阿里・哈梅內伊據稱對與華盛頓外交接觸持較開放態度，這個說法在政治上相當關鍵。它的目的，是把談判描述成符合革命傳統、能夠維護國家利益的選擇，而不是向美國投降。4

但說法能否變成協議，仍是另一回事。佩澤希斯基安7月底與莫吉塔巴・哈梅內伊會面，討論軍事事務及經濟，包括資源調配、外匯和能源使用，顯示總統要推動任何重大外交方向，都必須先取得新最高領導人的支持。

莫吉塔巴的接班為伊朗體制恢復了名義上的仲裁者，但各安全機構在戰爭中已經形成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因此，最高領導人更像要在不同權力集團之間維持平衡，而不是單靠個人意志發號施令。

經濟困局令談判變得必要，也令強硬派要求更高代價

議長加利巴夫對經濟困難的警告，揭示文官領導層面對的核心矛盾：戰爭、制裁、航運受限和資產被凍結所造成的代價，不可能無止境地轉嫁給民眾。分析指伊朗貨幣急跌、失業率高企，基本物資供應亦受壓，經濟惡化更可能轉化成內部安全風險。

美國6月曾給予伊朗為期60日的制裁豁免，讓德黑蘭有限度出售石油及收取相關款項；但這項臨時安排很快失去動力，美國其後在7月再推出涉及伊朗的新制裁。1215

對文官而言，經濟壓力是盡快結束戰爭、爭取制裁舒緩的理由；對強硬派而言，經濟壓力則是要求美國先作出更大讓步的理由。他們反對在華盛頓沒有重大承諾前讓步，認為先解除制裁或重開海峽，會削弱伊朗的談判籌碼。

60日期限屆滿，霍爾木茲海峽成為主戰場

美伊6月達成的臨時諒解，原定給予雙方60日時間，談判一項更全面的終局協議；期限在8月屆滿時，並沒有換來永久和平協議，也沒有獲得延長。雙方更互相指責對方違反或沒有履行臨時安排。25

德黑蘭表示，在華盛頓解除港口封鎖、石油制裁、資產凍結及軍事威脅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完全恢復航運。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表示，美伊沒有正在進行、亦沒有安排中的談判；華盛頓同時聲稱海峽仍然開放，與伊朗的說法互相矛盾。14

霍爾木茲海峽是連接波斯灣與阿拉伯海的主要航道，對能源運輸至關重要。對伊朗來說，限制航運能夠把軍事能力轉化成外交壓力；對美國及其他國家來說，這亦使海峽安全成為不能迴避的核心問題。結果是，海峽問題逐漸取代更廣泛的政治安排，成為談判的主戰場。

伊朗軍事策略由承受打擊轉向主動施壓

戰爭初期，伊朗主要是承受美以空襲及作出報復；到後來，德黑蘭開始利用海上干擾，以及威脅採取更「進攻性」的軍事姿態，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向路透社表示，如果臨時協議未能落實，伊朗可能在霍爾木茲海峽及更廣泛地區升級行動。17

油輪遇襲事件重現後，美國亦加推制裁，針對一名被指為莫吉塔巴・哈梅內伊提供資金支持的金融人士，以及其他個人和實體。這些事態令革命衛隊的海軍和導彈能力具有不成比例的戰略分量：它們既可用於軍事威懾，也可用來影響油運、制裁及談判節奏。

戰爭愈長，安全部門愈強；但經濟代價亦愈大

哈梅內伊遇刺半年後，伊朗最突出的變化不是權力由一人平穩交到另一人手上，而是權力重心向革命衛隊及其他安全機構傾斜。莫吉塔巴・哈梅內伊提供正式領導和意識形態上的延續；革命衛隊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更大程度決定戰爭、海峽和談判的實際界線。46

這個局面包含一個難以化解的矛盾。持續戰爭能夠壯大安全部門，為非常手段及更嚴格控制提供正當性，亦讓強硬派把妥協描繪成投降；但同一場戰爭又令經濟受損，迫使佩澤希斯基安、加利巴夫等文官尋求制裁舒緩和長期解決方案。

因此，短期內最可能出現的未必是清晰的和平或全面升級，而是一種由安全機構管理的僵局：伊朗以霍爾木茲海峽施壓，美國以封鎖和制裁還擊，文官與安全部門則繼續爭奪「何時談、談甚麼，以及由誰代表伊朗談判」的決定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