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型私募基金今年首七個月在中國零宗新交易

金融時報根據 Dealogic 和 PitchBook 數據作出的分析，帶出一個相當鮮明的訊號：十間主要全球收購基金在2026年首七個月，沒有一宗公開披露的中國內地新股權投資。相關基金包括 KKR、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黑石（Blackstone）、CVC、TPG、凱雷（Carlyle）、Bain Capital、EQT、Advent International 及 Apollo。

不過，「零宗」並不等於中國所有私募股權活動完全停擺。這項統計只計算特定一批全球化基金的公開披露交易，未必涵蓋私人完成但未公布的交易、少數股權投資、二手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持股安排。更準確的解讀是：對大型、跨境及以美元資金為主的外國收購基金而言，中國已變成一個非常難以評估、落地和退出的市場。

關鍵不只是交易減少，而是跌至零

這次結果延續了近年的下滑趨勢。這十間基金在2021年合共作出30宗中國投資；到了2023年，公開報道的新增投資只剩5宗，而且大多數規模較小。

2026年首七個月更跌至零，意味基金面對的已不單是估值太高、選擇性提高，或者某些行業暫時不受青睞。它們正重新審視一宗傳統跨境收購交易能否順利通過審批、完成融資、管理資產，並在合理時間內出售套現。

換句話說，問題已由「買入價是否吸引」擴大至「整個投資周期是否仍然行得通」。

幾重風險同時增加，令外資基金卻步

目前影響外國收購基金的因素，並非單一政策或單一市場周期，而是多項風險互相疊加：

• 監管審查加強： 北京對科技、人工智能等敏感領域的外國投資提高審查力度。
• 跨境管制更複雜： 美國涉及對外投資及科技的限制，與中國方面的管制相互作用，令股權架構、合規要求及交易審批更難處理。
• 行業准入欠缺清晰度： 投資者較難確定哪些行業可以接受外國資本，以及需要符合甚麼條件。
• 資金回流成疑： 對以美元募資的基金來說，投資收益能否順利轉移到境外，是決定交易是否值得做的核心問題。
• 退出路線不明朗： 如果出售、上市或其他變現方式可能要等多年，甚至未必可行，基金便很難為一宗新交易提出具說服力的投資理據。

這些因素會同時推高盡職審查、法律及合規成本，亦削弱基金按照慣常模式運作的信心：投入資金、改善企業、出售持股，再把收益分派給背後的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s，簡稱 LP），例如退休基金、主權基金及家族辦公室。

「買不到，也賣不出」：退出荒令新投資更難辯護

新交易近乎冰封之前，市場早已面對中國資產難以出售的問題。這十間大型基金在2025年沒有公開披露任何完成退出中國內地投資組合公司的交易，亦即連續第二年錄得「零退出」。

這個現象的影響不限於個別項目。私募基金需要靠出售資產所得的現金，向 LP 回報投資成果；如果資產長期被鎖在市場內，LP 可能會更不願意承諾新的中國基金，或批准基金增加中國投資比重。

過往報道亦指，主要投資中國的私募基金，以美元募資的活動幾乎陷入停頓。 於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退出疲弱，令募資更困難；募資受限，削弱基金部署新資金的能力；新交易減少，又令基金更難維持具深度的本地投資管道。

有報道估算，相關全球大型基金過去十年在中國投入約1,370億美元，但退出所得約380億美元，反映資金進入與回收之間出現明顯落差。

「零宗」要怎樣理解？

Dealogic 和 PitchBook 的「零宗」是公開披露交易的統計，不是中國所有交易，亦不是這十間基金在中國的總投資敞口清單。因此，數字不能證明它們完全沒有私下交易、少數股權投資、二手交易，或對現有投資組合進行其他調整。

較穩妥的結論是：2026年1月至7月，這批具影響力的全球基金沒有公開披露新的中國內地股權投資。這仍然相當值得關注，因為大型全球基金不只是市場參與者，亦往往被 LP 視為衡量一個市場風險與回報是否值得的指標。

同時，這項結果也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私募股權行業。其他數據顯示，本土、人民幣基金及偏向成長型投資的機構，仍有交易活動，甚至出現回升。Bain 的報告表示，大中華區2025年的交易宗數和交易金額連續第二年增加，退出金額更升至2022年以來最高。

因此，外國收購基金的撤退，反映的是全球資金、美元融資及跨境交易模式所面對的特定限制，而不是所有中國資本類別同步崩潰。

中國拖累的不只是中國市場

亞太區的募資數字，說明這個故事為何不止於中國。2025年，專注亞太區的私募基金集資額為580億美元，不包括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創12年低位，按年下跌37%。

這不代表亞洲每個市場都同樣受壓，但反映 LP 在投入新資金時，正要求基金先證明能夠退出投資、保持流動性，並持續帶來可重複的回報。規則較可預測、資金進出較容易，或退出渠道較成熟的市場，可能因而獲得更多基金經理的注意。

對中國來說，市場焦點正由估值轉向「可投資性」（investability）：投資者能否清楚找到獲准投資的項目、取得審批、把資金調入和調出，最後又能否實現回報。資產估值下調，或許會製造較便宜的入場點，但不能單靠低價消除監管、地緣政治及退出風險。

政策訊號未必足以重啟外資收購

北京提出用以穩定外國投資信心的政策方案，可能在邊際上改善市場觀感。然而，單靠政策意向或口頭保證，未必足以令大型外國收購基金大規模回歸。限制措施、執法不確定性、敏感行業准入、資金匯回疑慮及退出流動性不足，仍然是投資者要面對的實際障礙。

所以，這次「零宗」最直接的啟示，不是全球私募基金已永久放棄中國，而是對一批舉足輕重的基金而言，過去那套正常的中國投資方程式已經失效。除非投資者重新看見一條由買入走到退出的可信路線，LP 亦重新相信資金可以回到手上，否則中國市場即使在原則上仍然開放，對許多傳統跨境收購策略而言，實際上仍可能是「有門但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