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一名化名「Mei」的6歲女童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接受了全球首次針對腦部的鹼基編輯療法 。該實驗由神經科學家仇子龍主導 。Mei患有Snijders Blok–Campeau綜合症,這是一種由CHD3基因突變引起的罕見神經發育障礙,會導致語言遲緩和智力障礙,但並非致命疾病 。
研究團隊將數萬億個攜帶鹼基編輯器的AAV病毒注入她的脊髓液中 。7天後,即3月31日,Mei死亡 。醫院內部倫理委員會判定,死因為高劑量AAV載體引發的「血栓性微血管病」,這是一種嚴重的免疫反應,導致發燒、腎衰竭及致命性凝血 。
Mei去世後數月,仇子龍的團隊在《自然》(Nature)期刊上發表了描述臨床前研究的論文 。論文完全沒有提及該療法已在人類身上測試,更沒有提及她的死亡 。論文亦隱瞞了Mei的父母為此支付了86萬美元,用以資助臨床前開發及治療費用 。
根據《科學》雜誌的報導,家屬已要求作者撤回該論文 。《自然》期刊隨後對該論文展開了獨立調查 。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於2026年7月26日宣布,已成立特別工作組進行「全面調查」 。當地政府對醫院開出約3,600美元的罰款,原因是監督及註冊失當,但並未對主要研究人員作出處分 。
另一宗個案中,一名男童於2025年8月在接受實驗性CRISPR基因編輯療法後死亡 。該療法名為HG302,由上海輝大基因(HuidaGene Therapeutics)研發,通過AAV9載體進行系統性給藥 。該實驗(HG302-01)是一項首次人體研究者發起試驗 。
輝大基因的內部調查(包括化驗、免疫學分析、病理學分析及屍檢)將死因歸咎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ARDS)」,這是在高劑量AAV給藥後出現嚴重補體和細胞因子激活的背景下發生的 。
該男童的死因與輝瑞等其他公司進行的高劑量AAV基因療法實驗中出現的致命不良事件非常相似 。輝大基因CEO陸維智(Alvin Luk)此前曾承認,其他AAV微營養蛋白實驗在高劑量下已觀察到嚴重不良事件,包括死亡 。
輝大基因在2026年1月已掌握足夠數據進行同行評審,但直至2026年8月5日——事發近12個月後——才在記者的持續追問壓力下公開披露死亡事件 。該臨床試驗的註冊記錄早在2026年2月已悄悄更新為「已完成」狀態 。
公司 CEO 陸維智及 CTO TJ Cradick 已在2025年夏季(即死亡事件發生前後)低調離職 。
兩個實驗都利用了中國獨有的監管通道:研究者發起試驗(IIT)。在中國的「准雙軌」監管體系下,醫院只需獲得本地倫理委員會批准,就可以進行早期基因療法研究,無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的批准 。這個「治療通道」原意是為了加速創新,但批評者認為它已成為一個繞過獨立審查的危險漏洞 。
《自然》雜誌的分析指出,這些試驗「由醫師研究人員主導,受衛生部門監管,國家藥品監管機構並無參與」 。從2015年到2023年,中國的IIT數量增長了11倍,其中細胞和基因療法的IIT已招募超過30,000名參與者 。
中國國務院已於2025年10月頒布了新的統一法規(第818號令),並於2026年5月1日起生效,旨在填補這些漏洞 。新規為IIT建立了統一治理框架,要求進行科學審查並獲得倫理委員會批准 。然而,上述兩宗致命實驗均不受其規管 。
事件引發了研究倫理專家的嚴厲批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史際春指出,讓一個患上非致命性疾病的兒童承受已知的致命風險,違反了《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中關於最小化傷害和控制風險的原則 。
多位專家及《科學》/《撤稿觀察》調查報告指出的其他倫理失當行為包括 :
批評者認為,急於為罕見病尋求治療方法的家庭,正被一個以速度和聲望凌駕於患者安全之上的系統所利用 。
即時影響是引發了全球信心危機。這些揭露可能動搖中國成為全球基因和細胞療法領導者的雄心。一些科學家和業內人士擔心,中國政策制定者可能會收緊過去賦予科學家的監管靈活性,從而減慢創新步伐 。
然而,正如一位業內觀察者在LinkedIn上所言,中國的監管靈活性過去一直是一種競爭優勢 。第818號令下的新IIT框架或可提供更穩健的監督結構,但這兩宗隱瞞的死亡事件,很可能會塑造全球關於「速度值得承擔多大風險」的辯論。
兩名兒童在獨立的中國基因編輯實驗中死亡,其死訊被隱瞞。核心教訓是:旨在加快救命療法開發的監管框架,若缺乏強制性的獨立監督及不良事件的透明揭露,可能會變得極度危險。在其他主要研究經濟體中存在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強制性的公開登記冊及中央報告死亡事件機制——在這些實驗中均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