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指,相關會面已在洛杉磯、布魯塞爾和巴黎舉行;下一場則計劃在倫敦,對象涉及英國編劇公會(Writers’ Guild of Great Britain,WGGB)的成員,主題據報是「歐洲安全局勢變化」。
另外,這項工作據報由北約的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 協調。這類「公共外交」大致可理解為對外傳訊、建立關係和向公眾說明立場的工作;報道稱,今次安排目的正是同電影、電視行業建立聯繫。
更惹人注目的是,The Guardian 據報見到一封北約電郵,當中稱過往會面已啟發參加者開展「三個不同企劃」。這一點令外界更難只把會面理解為一般交流。
如果會議議程、參與名單、使用資料同後續聯絡都唔公開,外界就好難知道北約究竟講咗啲乜、提供過乜建議,以及有冇影響後來的劇本、角色設定或危機敘事。
因此,批評者擔心北約唔只是解釋世界局勢,而是試圖影響電影和電視內容。報道亦指,部分參與者將這類安排視為影響影視內容的嘗試,甚至視為一種宣傳。
安全機構向學者、記者或政策圈人士作背景簡介,和向編劇、導演、監製簡介,社會效果並不一樣。影視作品不是政策文件;它透過主角、敵友關係、危機場面和情感鋪排,影響觀眾怎樣理解世界。
講白啲,劇集和電影未必會直接講「支持某個同盟」,但可以透過故事設計令某種安全觀顯得更自然、更合理。正因如此,軍事同盟接觸創作者,即使未有直接改劇本,也容易被理解為想增加對北約有利的敘事。
報道指,有受邀者感到自己似乎被要求「為北約宣傳作貢獻」。這正是爭議的情緒核心:創作者擔心自己由獨立說故事的人,變成官方訊息的傳聲筒。
如果會面純粹係背景簡介,外界或許仍可視之為安全局勢交流。但北約電郵據報提到,過往會面已啟發參加者開展「三個不同企劃」,這就令質疑更強。
原因很簡單:一旦會面同具體影視企劃產生連結,外界自然會問,這些企劃受到的是一般資訊啟發,還是某種方向性的引導?
編劇 Alan O’Gorman 據報向 The Guardian 表示,把這類機會包裝成正面機遇,是「tone-deaf and crazy」——可理解為既離地又荒謬。
今次閉門會若單獨睇,可以被形容為同業界人士交流。但放在更闊背景,就會見到安全政策圈近年確實關注如何透過大眾文化講述北約。
例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 2024 年有一個名為「Hollywood Goes to NATO: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Alliance」的項目,當中提到向荷里活編劇請教,思考北約未來的「故事」應該怎樣講。
這個 CSIS 項目本身不是今次閉門會的證據,也不能直接等同北約操控影視內容。不過,它提供了一個重要脈絡:安全政策界確實知道,電影和劇集的說故事能力,能夠觸及一般政策簡報到不了的觀眾。
正因有這種背景,批評者更容易把今次閉門會理解為一種戰略傳訊,而不只是普通資訊交流。
需要分清楚的是:現時報道主要確認的,是北約同影視界人士有閉門會;會面據報已在洛杉磯、布魯塞爾、巴黎舉行,並計劃在倫敦繼續;以及北約電郵據報稱,會面已啟發三個不同企劃。
但在目前資料範圍內,未見有具體證據顯示北約直接改寫劇本、用資金換取指定描寫,或要求已完成作品加入特定宣傳內容。
所以,較準確的講法不是「北約已經拍出宣傳作品」,而是:由於閉門、軍事同盟介入、以及可能影響創作企劃這幾個因素疊加,令外界有理由質疑這是否走向政治宣傳。
要判斷這件事是否越界,重點不只是「北約有冇同電影人見面」,而是見面之後有幾透明、創作者有幾獨立、觀眾又有冇權知道背後關係。
以下幾點尤其重要:
總括而言,批評的核心不是「軍事同盟永遠不能接觸文化界」,而是當這種接觸在觀眾看不見的地方發生,並可能透過劇情、角色和危機敘事影響公眾判斷時,它就很容易被視為宣傳。這正是北約閉門會引發爭議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