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不同來源的統計呈現和比較基準並不完全一致,15%的增幅需要審慎看待。不過大方向相當清楚:歐盟向中國買入的貨物遠多於賣到中國,而差距仍然處於歷來高位。
更加值得留意的,唔只係逆差總額,仲有貿易內容。電氣設備、機械及機械零件是歐盟與中國貿易中最大的產品組別之一。 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亦愈來愈多涉及綠色及數碼轉型,例如電動車、鋰離子電池、太陽能設備及其他高科技零部件。
對消費者和使用中國零部件的歐洲企業而言,入口增加可以帶來較低成本。但如果大量獲補貼或價格異常低廉的產品長期湧入,亦可能壓低歐洲企業的利潤,削弱投資新廠和研發的誘因,甚至令支撐本地生產的供應商網絡逐步萎縮。
第一次「中國衝擊」主要與低成本製造進入全球供應鏈有關。今次最大分別係,中國企業正沿着價值鏈向上,直接挑戰歐洲原本較有優勢的中高端產業。
中國內需轉弱,但工業產能仍然龐大。分析認為,內需不足加上產能過剩,會令更多中國產品流向海外市場,增加歐洲的價格壓力,同時減少中國對歐洲資本品的需求。
受影響的行業包括:
對歐洲企業而言,問題唔只係少咗幾張訂單。價格下跌會壓縮企業在電氣化、減碳及新技術方面的回報。如果工廠關閉,歐洲可能同時失去專門供應商、工程技術、研發能力及熟練工人。
所以,歐洲的討論已經由單純關注貿易逆差,轉向更根本的問題:歐洲能否保住工業韌性、戰略產能和經濟安全?
德國是歐洲最明顯的例子。製造業和出口在德國經濟模式中佔比特別高,而汽車、機械、化工及工業設備,正是中國過去的重要客戶市場,也是德國最擅長的領域。
但兩國關係正在變質。中國企業在汽車、機械和化工等行業的能力快速提升,已經唔再只係買家或低成本生產夥伴,而係愈來愈強的競爭者。 德國面對「三面夾擊」:在中國市場失去份額、在第三國市場遇到競爭,甚至在歐洲本土市場都要面對中國產品。
數據已經反映出這個轉變。根據德國貿易與投資署的初步數據,2026年上半年德國對華出口按年下跌超過12%,降至不足370億歐元;中國亦由2021年德國第二大出口市場,跌至2026年上半年的第九位。
Volkswagen等德國車廠尤其難受。中國企業在電動車、電池、軟件及整合供應鏈方面建立了強勢地位,而歐洲車廠仍然要承擔由燃油車轉型的成本。換句話說,中國競爭已經唔只係「平啲」,而係同時涉及技術、產品推出速度和供應鏈整合能力。
不過,德國工業轉弱唔可以全部歸咎於中國。歐洲企業同時面對能源成本高、審批慢、資本市場分散、技術人才不足,以及數碼化進度不平均等問題。中國競爭是放大器,暴露了這些弱點,但並非所有問題的根源。
歐盟未有一套一刀切的對華政策,而是逐步組合一套按行業、按產品處理的貿易防衛工具。
歐盟在調查中國政府補貼後,對中國製電池電動車加徵反補貼稅。相關稅項是在一般歐盟汽車關稅之上額外收取,目標是抵銷被指存在的補貼優勢,而唔係全面禁止中國電動車入口。到2025年底,部分中國製電動車的額外稅率最高達35.3%。
鋼材方面,歐盟採用保障措施,包括關稅配額,亦同時處理反傾銷及反補貼個案。路透社報道指,截至2025年底,歐盟對各貿易夥伴共有172項反傾銷及反補貼措施生效,略多於四分之三涉及中國企業。
這些工具的原意,是將一般競爭性入口,與因傾銷、補貼或突然大量增加而對本地產業造成損害的入口區分開來。但逐項產品調查的制度,往往比工業壓力的變化慢。
2025年6月,歐盟委員會首次使用《國際公共採購工具》,限制中國企業及中國原產醫療設備參與歐盟公共採購。適用於合約金額至少500萬歐元的投標,措施為期五年。
這唔係傳統入口關稅,而是以「互惠」為政策理據:歐盟調查認為,歐洲供應商未能在中國公共採購市場獲得相若准入機會,因此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相關政府合約。
歐洲政策界正討論,現有制度是否太慢、太狹窄,未足以應對結構性的工業挑戰。可能方案包括:當入口突然激增並威脅本地產業時,容許更快推出臨時關稅、配額或保障措施;在公共採購和清潔科技支援中加入更嚴格的歐洲本土內容要求;以及加強審查外國補貼、外國投資和戰略供應鏈。
部分政策制定者亦研究類似美國《301條款》的廣泛調查及反制權力。吸引力在於速度:如果面對的是系統性政策,歐盟或可用一套更廣泛的工具回應,而唔使每一種受影響產品都重新進行漫長調查。
但障礙同樣不少。27個成員國的商業利益並不一致;歐洲企業仍然依賴中國作為市場和供應商;更嚴格限制亦可能引起報復。任何新工具都要符合歐盟法律及國際貿易承諾。
因此,歐盟較可能走的唔係即時全面保護主義,而是「有條件的開放」:在競爭互惠的地方維持市場准入,在補貼、依賴或市場壁壘被判定為重大風險時採取防衛行動。
爭論核心在於:中國出口實力主要來自不公平國家支援,還是真正的工業競爭力?
歐洲政府指出,中國企業可能受惠於優惠融資、土地、能源、稅務待遇、公共採購,以及與國家有關聯的供應鏈。歐洲的憂慮是,這些支援可以維持過剩產能,令產品以歐洲企業難以匹敵的價格出口。
中國方面則認為,中國企業的優勢來自規模、創新、供應商整合及執行速度;歐盟加設限制,是為了保護反應較慢的既有企業,實質上屬於保護主義。
兩種說法可能都有部分道理。補貼確實可以扭曲產能和價格,但歐洲企業亦有自己的結構性成本問題。政策取捨因此十分棘手:
較完整的做法,應該是把針對性貿易防衛,與更便宜的清潔能源、更快的審批、更深的資本市場、更強的創新融資,以及對歐洲清潔科技的需求結合起來。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在2026年1月進入正式階段,涵蓋鋼鐵、鋁、水泥、肥料、氫能及電力等高碳產品。入口商要按貨物內含排放量購買和交回排放證書。
歐盟的理據是防止「碳洩漏」:如果歐洲生產商要支付碳成本,但入口貨品毋須承擔相若成本,企業可能將生產搬到其他地方,或者入口產品取得不公平的價格優勢。CBAM的目標,是令受規管入口貨品承擔較接近歐盟生產商的碳成本。
但金磚國家(BRICS)的理解完全不同。2026年8月在新德里舉行的環境部長會議上,BRICS形容CBAM類措施是「單方面、懲罰性、歧視性及保護主義」政策,並要求發達國家增加氣候適應融資。
爭議唔只係用字問題。即使CBAM在制度上按排放量而非國籍計算,如果出口國的生產較高碳、排放數據不足,或者較難取得減碳融資,實際承受的負擔仍可能較重。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就好似富裕國家將自己的氣候規則變成市場准入條件。
歐洲現時要同時追求四個互相拉扯的目標:保護工業產能、保留開放貿易的好處、維持可信的氣候政策,以及避免與中國、BRICS經濟體和美國陷入更大衝突。
最可持續的方案,應該唔會是完全放任市場,也唔會是無差別加徵關稅。歐洲需要在有證據顯示競爭受到扭曲時採取針對性措施,同時處理自身的能源、審批、投資、生產力及創新問題。
中國出口浪潮已經揭示歐洲過去一套假設的代價。問題已經唔再是歐盟應否保持開放,而是:歐盟能否在保持開放的同時,避免戰略工業能力逐步流失;又能否在保護這些能力之餘,仍然保留足夠競爭和投資,令它們重新變得有活力?
由於不同來源的統計呈現和比較基準並不完全一致,15%的增幅需要審慎看待。不過大方向相當清楚:歐盟向中國買入的貨物遠多於賣到中國,而差距仍然處於歷來高位。
更加值得留意的,唔只係逆差總額,仲有貿易內容。電氣設備、機械及機械零件是歐盟與中國貿易中最大的產品組別之一。 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亦愈來愈多涉及綠色及數碼轉型,例如電動車、鋰離子電池、太陽能設備及其他高科技零部件。
對消費者和使用中國零部件的歐洲企業而言,入口增加可以帶來較低成本。但如果大量獲補貼或價格異常低廉的產品長期湧入,亦可能壓低歐洲企業的利潤,削弱投資新廠和研發的誘因,甚至令支撐本地生產的供應商網絡逐步萎縮。
第一次「中國衝擊」主要與低成本製造進入全球供應鏈有關。今次最大分別係,中國企業正沿着價值鏈向上,直接挑戰歐洲原本較有優勢的中高端產業。
中國內需轉弱,但工業產能仍然龐大。分析認為,內需不足加上產能過剩,會令更多中國產品流向海外市場,增加歐洲的價格壓力,同時減少中國對歐洲資本品的需求。
受影響的行業包括:
對歐洲企業而言,問題唔只係少咗幾張訂單。價格下跌會壓縮企業在電氣化、減碳及新技術方面的回報。如果工廠關閉,歐洲可能同時失去專門供應商、工程技術、研發能力及熟練工人。
所以,歐洲的討論已經由單純關注貿易逆差,轉向更根本的問題:歐洲能否保住工業韌性、戰略產能和經濟安全?
德國是歐洲最明顯的例子。製造業和出口在德國經濟模式中佔比特別高,而汽車、機械、化工及工業設備,正是中國過去的重要客戶市場,也是德國最擅長的領域。
但兩國關係正在變質。中國企業在汽車、機械和化工等行業的能力快速提升,已經唔再只係買家或低成本生產夥伴,而係愈來愈強的競爭者。 德國面對「三面夾擊」:在中國市場失去份額、在第三國市場遇到競爭,甚至在歐洲本土市場都要面對中國產品。
數據已經反映出這個轉變。根據德國貿易與投資署的初步數據,2026年上半年德國對華出口按年下跌超過12%,降至不足370億歐元;中國亦由2021年德國第二大出口市場,跌至2026年上半年的第九位。
Volkswagen等德國車廠尤其難受。中國企業在電動車、電池、軟件及整合供應鏈方面建立了強勢地位,而歐洲車廠仍然要承擔由燃油車轉型的成本。換句話說,中國競爭已經唔只係「平啲」,而係同時涉及技術、產品推出速度和供應鏈整合能力。
不過,德國工業轉弱唔可以全部歸咎於中國。歐洲企業同時面對能源成本高、審批慢、資本市場分散、技術人才不足,以及數碼化進度不平均等問題。中國競爭是放大器,暴露了這些弱點,但並非所有問題的根源。
歐盟未有一套一刀切的對華政策,而是逐步組合一套按行業、按產品處理的貿易防衛工具。
歐盟在調查中國政府補貼後,對中國製電池電動車加徵反補貼稅。相關稅項是在一般歐盟汽車關稅之上額外收取,目標是抵銷被指存在的補貼優勢,而唔係全面禁止中國電動車入口。到2025年底,部分中國製電動車的額外稅率最高達35.3%。
鋼材方面,歐盟採用保障措施,包括關稅配額,亦同時處理反傾銷及反補貼個案。路透社報道指,截至2025年底,歐盟對各貿易夥伴共有172項反傾銷及反補貼措施生效,略多於四分之三涉及中國企業。
這些工具的原意,是將一般競爭性入口,與因傾銷、補貼或突然大量增加而對本地產業造成損害的入口區分開來。但逐項產品調查的制度,往往比工業壓力的變化慢。
2025年6月,歐盟委員會首次使用《國際公共採購工具》,限制中國企業及中國原產醫療設備參與歐盟公共採購。適用於合約金額至少500萬歐元的投標,措施為期五年。
這唔係傳統入口關稅,而是以「互惠」為政策理據:歐盟調查認為,歐洲供應商未能在中國公共採購市場獲得相若准入機會,因此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相關政府合約。
歐洲政策界正討論,現有制度是否太慢、太狹窄,未足以應對結構性的工業挑戰。可能方案包括:當入口突然激增並威脅本地產業時,容許更快推出臨時關稅、配額或保障措施;在公共採購和清潔科技支援中加入更嚴格的歐洲本土內容要求;以及加強審查外國補貼、外國投資和戰略供應鏈。
部分政策制定者亦研究類似美國《301條款》的廣泛調查及反制權力。吸引力在於速度:如果面對的是系統性政策,歐盟或可用一套更廣泛的工具回應,而唔使每一種受影響產品都重新進行漫長調查。
但障礙同樣不少。27個成員國的商業利益並不一致;歐洲企業仍然依賴中國作為市場和供應商;更嚴格限制亦可能引起報復。任何新工具都要符合歐盟法律及國際貿易承諾。
因此,歐盟較可能走的唔係即時全面保護主義,而是「有條件的開放」:在競爭互惠的地方維持市場准入,在補貼、依賴或市場壁壘被判定為重大風險時採取防衛行動。
爭論核心在於:中國出口實力主要來自不公平國家支援,還是真正的工業競爭力?
歐洲政府指出,中國企業可能受惠於優惠融資、土地、能源、稅務待遇、公共採購,以及與國家有關聯的供應鏈。歐洲的憂慮是,這些支援可以維持過剩產能,令產品以歐洲企業難以匹敵的價格出口。
中國方面則認為,中國企業的優勢來自規模、創新、供應商整合及執行速度;歐盟加設限制,是為了保護反應較慢的既有企業,實質上屬於保護主義。
兩種說法可能都有部分道理。補貼確實可以扭曲產能和價格,但歐洲企業亦有自己的結構性成本問題。政策取捨因此十分棘手:
較完整的做法,應該是把針對性貿易防衛,與更便宜的清潔能源、更快的審批、更深的資本市場、更強的創新融資,以及對歐洲清潔科技的需求結合起來。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在2026年1月進入正式階段,涵蓋鋼鐵、鋁、水泥、肥料、氫能及電力等高碳產品。入口商要按貨物內含排放量購買和交回排放證書。
歐盟的理據是防止「碳洩漏」:如果歐洲生產商要支付碳成本,但入口貨品毋須承擔相若成本,企業可能將生產搬到其他地方,或者入口產品取得不公平的價格優勢。CBAM的目標,是令受規管入口貨品承擔較接近歐盟生產商的碳成本。
但金磚國家(BRICS)的理解完全不同。2026年8月在新德里舉行的環境部長會議上,BRICS形容CBAM類措施是「單方面、懲罰性、歧視性及保護主義」政策,並要求發達國家增加氣候適應融資。
爭議唔只係用字問題。即使CBAM在制度上按排放量而非國籍計算,如果出口國的生產較高碳、排放數據不足,或者較難取得減碳融資,實際承受的負擔仍可能較重。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就好似富裕國家將自己的氣候規則變成市場准入條件。
歐洲現時要同時追求四個互相拉扯的目標:保護工業產能、保留開放貿易的好處、維持可信的氣候政策,以及避免與中國、BRICS經濟體和美國陷入更大衝突。
最可持續的方案,應該唔會是完全放任市場,也唔會是無差別加徵關稅。歐洲需要在有證據顯示競爭受到扭曲時採取針對性措施,同時處理自身的能源、審批、投資、生產力及創新問題。
中國出口浪潮已經揭示歐洲過去一套假設的代價。問題已經唔再是歐盟應否保持開放,而是:歐盟能否在保持開放的同時,避免戰略工業能力逐步流失;又能否在保護這些能力之餘,仍然保留足夠競爭和投資,令它們重新變得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