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單純計算「有幾多醫護人員」並不足夠。還要問:由邊個做這些工作?工作價值如何被評定?誰人可以決定醫療人手的優先次序?一個醫療制度可以愈來愈大,但仍然未必更公平,亦未必更能留住有經驗的專業人士。
這項 GBD 2023 分析並不是將「空缺職位」直接加起來,而是比較各地醫療人手密度,再參考那些全民醫療保障有效覆蓋指數達到 80 分或以上國家中,最低的人手密度。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同服務覆蓋表現掛鈎的實證基準,並非每個國家都必須照跟的固定編制規則。
按照這套基準,2023 年全球估計需要增加的人手如下:
| 職業 | 估計需要增加的人數 |
|---|---|
| 醫生 | 710 萬 |
| 護士及助產士 | 2,390 萬 |
| 牙醫 | 180 萬 |
| 藥劑師 | 160 萬 |
| 合計 | 3,440 萬 |
當中以護士及助產士的缺口最大,超過醫生缺口三倍。這說明人手規劃不能只集中培訓更多醫生;基層醫療、護理、助產、口腔健康、藥劑、社區服務及轉介系統,同樣直接影響市民能否真正獲得醫療服務。
兩組數字不應被理解為互相矛盾,亦不代表存在一套永遠不變的全球標準。兩項研究採用不同年份的數據及估算方法。較新的做法,是觀察已達到 UHC 80 分門檻國家的最低醫療人手密度;較早研究則透過自身的模型推算最低基準。數據覆蓋範圍、國家表現及方法改變,都可能令門檻及缺口估算有所不同。
南亞人口規模龐大,是總缺口特別高的重要原因。因此,當地面對的不只是「人數唔夠」,還包括如何將醫療人員公平分布到鄉郊、較貧困及服務不足的社區。
這個對比提醒我們,單一個全球總數可能會掩蓋地區差異。南亞的問題是絕對缺口最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則是相對人口及醫療需要而言,可用人手特別少。兩個地區都需要增加人手,但政策必須按人口增長、疾病負擔、培訓能力及挽留人才的條件制定。
3,440 萬並不能直接同世界衞生組織(WHO)公布的每一個醫療人手短缺數字比較。WHO 的估算可能採用不同年份、職業分類、醫療需要定義及規劃年期。例如,WHO 一份總結曾指出,以需要為基礎計算的全球醫療人手短缺,由 2013 年的 2,000 萬降至 2020 年的 1,500 萬,並預計 2030 年為 1,000 萬。
因此,GBD 的估算較高,並不代表較低的 WHO 數字必然錯誤。只有在將不同的目標、職業範圍、年份及「短缺」定義當成同一回事時,數字才會造成誤導。
增加培訓名額及招聘人手固然重要,但如果工作環境沒有改善,新人可能很快離職,或者繼續集中在大城市,令鄉郊及服務不足地區得不到支援。長遠的人手策略,需要由培訓到退休,處理整條就業鏈:
核心矛盾在於:全球醫療 workforce 自 1990 年起增加超過 8,000 萬人,增長主要由女性勞動力帶動,但很多醫療制度距離中度全民醫療保障所需的人手能力仍然相當遠。要填補缺口,不能只靠「請多啲人」;還要肯定目前已經承擔大量工作的職系,改善人手分布,並建立讓專業人士願意留下及晉身領導層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