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階段並非互不相干。以一個現代客服產品為例,它可以先用預測模型判斷客戶問題類型,再用生成式模型草擬回覆,最後由預設的軟件規則決定是否可以退款或轉交真人處理。
傳統 AI 大致包括兩大類:
早期棋類程式展示了電腦如何在規則清楚的環境中,搜尋大量可能走法。後來,類似概念加上統計學習,被應用到不同實際工作,例如:
這類系統在工作範圍狹窄、重複性高,而且結果容易量度的情況下,往往表現相當穩定。它們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個案,輸出亦較一致。至於規則式系統,由於決策邏輯明文寫出來,有時比複雜模型更容易檢查。
傳統 AI 並不代表真正理解事情為何發生。模型可以找到統計上的關聯,卻未必能證明因果關係;如果訓練數據本身帶有偏見,系統可能把偏見複製甚至放大。規則式系統在離開原本設計的情境後,也可能變得非常「死板」;複雜的預測模型則可能難以解釋。
當現實環境改變,模型表現亦可能下滑,這種情況通常稱為「數據漂移」(data drift)。在借貸、招聘、保險、執法及醫療等高風險範疇,負責任的部署因此要包括數據質素檢查、偏見測試、適當解釋、人工覆核、持續監察,以及讓受影響人士提出申訴的渠道。
生成式 AI 從大量文字、圖像、聲音、影片或程式碼中學習模式,再按這些模式產生新的輸出。大型語言模型會逐步生成文字,而多模態系統就可以跨越文字、圖像、聲音及其他格式工作。
這改變了人使用 AI 的方式。以前,用戶可能要在固定指令中選擇功能,或者只得到一個分類結果;現在,用戶可以用日常語言描述目標,要求系統草擬、改寫、整理或解釋內容。
常見用途包括:
它的主要優勢是節省草擬時間和成本、可以用自然語言操作,以及快速產生多個個人化版本。不過,「答案聽起來似樣」並不等於系統真的作出了可靠的專業判斷。
幻覺和過度自信。 大型語言模型可能以很肯定的語氣,講出虛構、不準確、有偏見或過度簡化的內容。相關研究指出,幻覺、危害性內容、操控、版權侵犯、私隱及保安問題,都需要透過測試和持續監察處理。
學習能力和學術誠信。 一項大型中學實地實驗發現,AI 輔導工具在可使用期間可以提升學生表現;但如果學生在沒有適當保障下過度依賴工具,當 AI 被移除後,表現可能反而較差,反映學習能力未必真正建立。由老師設計的提示,比直接提供答案更能減低這種影響。 生成式工具亦可能令抄襲更容易,或者令人難以判斷學生是否真正掌握所交的功課。
版權和內容來源。 訓練數據從何而來、模仿特定創作者風格是否合理,以及輸出會否重現受保護內容,仍然存在爭議。教育指引把知識產權侵權,與不準確、有偏見或不安全內容一樣,列為重要風險。
有害及操控性內容。 生成式系統可能製作錯誤資訊、騷擾、色情或暴力內容,以及危險指示。安全指引建議進行測試、設置防護、記錄活動並持續監察,而不是假定模型任何時候都會按照設計意圖行事。
青少年安全及身心健康。 有關年輕人使用生成式 AI 的研究,指出心理健康、行為及社交發展、有毒內容、私隱,以及誤用或剝削等風險。 當用戶把聊天機械人當成合資格專業人士的替代品,尤其是面對嚴重情緒或其他高風險問題時,情況會更加值得關注。
私隱和保密。 用戶輸入的內容可能包含個人資料、商業機密、客戶文件,甚至受法律專業保密保障的資料。機構應清楚訂明哪些資料可以輸入哪些服務;對於未獲批准的系統,使用者就不應輸入敏感內容。
一個合理的基本原則,是把模型輸出當成「草稿」,而不是證據。重要事實要對照可靠的原始或權威來源;涉及醫療、法律、財務、招聘及人身安全的決定,則應要求人工覆核。
實際控制措施可以包括:使用經批准資料作檢索基礎、附上引文、進行紅隊測試、加入內容安全防護、採用適合不同年齡的設計、保留審計紀錄,以及向用戶披露 AI 的參與程度。機構亦應制定數據處理、學術用途、內容來源及知識產權清理政策。政府指引同樣提醒,生成式 AI 可能產生不準確或有偏見的內容、導致私隱外洩、侵犯知識產權,以及帶來學術誠信問題。
Agentic AI 可以理解成加入「行動層」的 AI 系統。它能夠理解目標、把目標拆成多個步驟、調用瀏覽器、程式碼庫、資料庫或通訊工具,檢查中途結果,再按獲授予的權限繼續工作。
所以,即使兩者都使用大型語言模型,AI Agent 和一般聊天機械人仍然不同。聊天機械人可以幫你草擬一封電郵;Agent 就可能自行搜尋資料、準備內容、發出電郵,再更新另一個系統。程式助手可以解釋錯誤;Agent 則可能檢查整個程式庫、修改檔案、執行測試,並準備一份待審批的修改。
現時市場上提到的例子,包括軟件開發 Agent Google Jules、招聘流程工具 LinkedIn Hiring Assistant,以及個人 Agent 框架 OpenClaw。OpenClaw 的項目資料把它形容為一個在用戶裝置上運行、連接不同通訊渠道和工具的個人開源助理;它實際上可以做到甚麼,取決於用戶啟用的整合功能及權限。
這類系統可以:
對小型機構和個人用戶來說,這或許可以令一些原本較複雜的工作流程變得更容易使用。但問題亦由「答案準不準?」變成:「系統獲准做甚麼?它每一步又如何被檢查?」
生成式模型可能只是在答案中出錯;Agent 卻可以把錯誤推論、惡意指示或遭入侵的工具,轉化成真實世界的行動。
例如:
當結果是由模型、指令、數據、工具及其他 Agent 互相作用而產生,究竟誰要負責亦會更加難判斷。因此,系統操作者不能只看最後結果,還要看 Agent 原本打算做甚麼、根據甚麼證據,以及使用了哪些權限。
無論是哪一個階段,基本原則都相近:指定清晰的負責人、限制用途、保護數據、部署前測試、持續監察、準備事故應變方案,並在涉及重大後果的決定中提供有實質意義的人工覆核或介入機制。
至於可以影響外部系統的 Agent,還需要加入以下措施:
新加坡在 2026 年 1 月 22 日推出《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Agentic AI》。這是一套供機構部署 Agentic AI 時參考的指引,而不是一條獨立的 AI 法例;框架把人員及機構問責放在核心位置,並建議按 Agent 的自主程度和風險,採取相稱的風險管理及控制措施。
在金融服務方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 SAFR 文件提出一種運行時治理方法:用一份結構化紀錄,保存 Agent 打算做甚麼、為何要做,以及支持該項行動的證據。
AI 的發展並非單純由「舊 AI」一路走向「新 AI」。對很多範圍清晰的決定來說,規則式及預測型系統仍然是合適選擇;生成式 AI 就加入了靈活製作內容及自然語言互動的能力;Agentic AI 再進一步,讓系統可以透過工具追蹤目標並採取外部行動。
治理要求亦要跟住能力升級:預測需要關注準確度、偏見和數據漂移;生成需要核實真確性、安全、私隱和內容來源;行動則要在以上基礎上,再加上權限控制、批准關卡、清晰問責,以及出事後可以迅速停止和復原的方案。
換句話說,最可靠的 AI 產品,不只是模型夠勁,還要有嚴謹的系統設計和真正有效的人為監督。
這些階段並非互不相干。以一個現代客服產品為例,它可以先用預測模型判斷客戶問題類型,再用生成式模型草擬回覆,最後由預設的軟件規則決定是否可以退款或轉交真人處理。
傳統 AI 大致包括兩大類:
早期棋類程式展示了電腦如何在規則清楚的環境中,搜尋大量可能走法。後來,類似概念加上統計學習,被應用到不同實際工作,例如:
這類系統在工作範圍狹窄、重複性高,而且結果容易量度的情況下,往往表現相當穩定。它們可以短時間處理大量個案,輸出亦較一致。至於規則式系統,由於決策邏輯明文寫出來,有時比複雜模型更容易檢查。
傳統 AI 並不代表真正理解事情為何發生。模型可以找到統計上的關聯,卻未必能證明因果關係;如果訓練數據本身帶有偏見,系統可能把偏見複製甚至放大。規則式系統在離開原本設計的情境後,也可能變得非常「死板」;複雜的預測模型則可能難以解釋。
當現實環境改變,模型表現亦可能下滑,這種情況通常稱為「數據漂移」(data drift)。在借貸、招聘、保險、執法及醫療等高風險範疇,負責任的部署因此要包括數據質素檢查、偏見測試、適當解釋、人工覆核、持續監察,以及讓受影響人士提出申訴的渠道。
生成式 AI 從大量文字、圖像、聲音、影片或程式碼中學習模式,再按這些模式產生新的輸出。大型語言模型會逐步生成文字,而多模態系統就可以跨越文字、圖像、聲音及其他格式工作。
這改變了人使用 AI 的方式。以前,用戶可能要在固定指令中選擇功能,或者只得到一個分類結果;現在,用戶可以用日常語言描述目標,要求系統草擬、改寫、整理或解釋內容。
常見用途包括:
它的主要優勢是節省草擬時間和成本、可以用自然語言操作,以及快速產生多個個人化版本。不過,「答案聽起來似樣」並不等於系統真的作出了可靠的專業判斷。
幻覺和過度自信。 大型語言模型可能以很肯定的語氣,講出虛構、不準確、有偏見或過度簡化的內容。相關研究指出,幻覺、危害性內容、操控、版權侵犯、私隱及保安問題,都需要透過測試和持續監察處理。
學習能力和學術誠信。 一項大型中學實地實驗發現,AI 輔導工具在可使用期間可以提升學生表現;但如果學生在沒有適當保障下過度依賴工具,當 AI 被移除後,表現可能反而較差,反映學習能力未必真正建立。由老師設計的提示,比直接提供答案更能減低這種影響。 生成式工具亦可能令抄襲更容易,或者令人難以判斷學生是否真正掌握所交的功課。
版權和內容來源。 訓練數據從何而來、模仿特定創作者風格是否合理,以及輸出會否重現受保護內容,仍然存在爭議。教育指引把知識產權侵權,與不準確、有偏見或不安全內容一樣,列為重要風險。
有害及操控性內容。 生成式系統可能製作錯誤資訊、騷擾、色情或暴力內容,以及危險指示。安全指引建議進行測試、設置防護、記錄活動並持續監察,而不是假定模型任何時候都會按照設計意圖行事。
青少年安全及身心健康。 有關年輕人使用生成式 AI 的研究,指出心理健康、行為及社交發展、有毒內容、私隱,以及誤用或剝削等風險。 當用戶把聊天機械人當成合資格專業人士的替代品,尤其是面對嚴重情緒或其他高風險問題時,情況會更加值得關注。
私隱和保密。 用戶輸入的內容可能包含個人資料、商業機密、客戶文件,甚至受法律專業保密保障的資料。機構應清楚訂明哪些資料可以輸入哪些服務;對於未獲批准的系統,使用者就不應輸入敏感內容。
一個合理的基本原則,是把模型輸出當成「草稿」,而不是證據。重要事實要對照可靠的原始或權威來源;涉及醫療、法律、財務、招聘及人身安全的決定,則應要求人工覆核。
實際控制措施可以包括:使用經批准資料作檢索基礎、附上引文、進行紅隊測試、加入內容安全防護、採用適合不同年齡的設計、保留審計紀錄,以及向用戶披露 AI 的參與程度。機構亦應制定數據處理、學術用途、內容來源及知識產權清理政策。政府指引同樣提醒,生成式 AI 可能產生不準確或有偏見的內容、導致私隱外洩、侵犯知識產權,以及帶來學術誠信問題。
Agentic AI 可以理解成加入「行動層」的 AI 系統。它能夠理解目標、把目標拆成多個步驟、調用瀏覽器、程式碼庫、資料庫或通訊工具,檢查中途結果,再按獲授予的權限繼續工作。
所以,即使兩者都使用大型語言模型,AI Agent 和一般聊天機械人仍然不同。聊天機械人可以幫你草擬一封電郵;Agent 就可能自行搜尋資料、準備內容、發出電郵,再更新另一個系統。程式助手可以解釋錯誤;Agent 則可能檢查整個程式庫、修改檔案、執行測試,並準備一份待審批的修改。
現時市場上提到的例子,包括軟件開發 Agent Google Jules、招聘流程工具 LinkedIn Hiring Assistant,以及個人 Agent 框架 OpenClaw。OpenClaw 的項目資料把它形容為一個在用戶裝置上運行、連接不同通訊渠道和工具的個人開源助理;它實際上可以做到甚麼,取決於用戶啟用的整合功能及權限。
這類系統可以:
對小型機構和個人用戶來說,這或許可以令一些原本較複雜的工作流程變得更容易使用。但問題亦由「答案準不準?」變成:「系統獲准做甚麼?它每一步又如何被檢查?」
生成式模型可能只是在答案中出錯;Agent 卻可以把錯誤推論、惡意指示或遭入侵的工具,轉化成真實世界的行動。
例如:
當結果是由模型、指令、數據、工具及其他 Agent 互相作用而產生,究竟誰要負責亦會更加難判斷。因此,系統操作者不能只看最後結果,還要看 Agent 原本打算做甚麼、根據甚麼證據,以及使用了哪些權限。
無論是哪一個階段,基本原則都相近:指定清晰的負責人、限制用途、保護數據、部署前測試、持續監察、準備事故應變方案,並在涉及重大後果的決定中提供有實質意義的人工覆核或介入機制。
至於可以影響外部系統的 Agent,還需要加入以下措施:
新加坡在 2026 年 1 月 22 日推出《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Agentic AI》。這是一套供機構部署 Agentic AI 時參考的指引,而不是一條獨立的 AI 法例;框架把人員及機構問責放在核心位置,並建議按 Agent 的自主程度和風險,採取相稱的風險管理及控制措施。
在金融服務方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 SAFR 文件提出一種運行時治理方法:用一份結構化紀錄,保存 Agent 打算做甚麼、為何要做,以及支持該項行動的證據。
AI 的發展並非單純由「舊 AI」一路走向「新 AI」。對很多範圍清晰的決定來說,規則式及預測型系統仍然是合適選擇;生成式 AI 就加入了靈活製作內容及自然語言互動的能力;Agentic AI 再進一步,讓系統可以透過工具追蹤目標並採取外部行動。
治理要求亦要跟住能力升級:預測需要關注準確度、偏見和數據漂移;生成需要核實真確性、安全、私隱和內容來源;行動則要在以上基礎上,再加上權限控制、批准關卡、清晰問責,以及出事後可以迅速停止和復原的方案。
換句話說,最可靠的 AI 產品,不只是模型夠勁,還要有嚴謹的系統設計和真正有效的人為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