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7日,亞洲衛星一號(AsiaSat-1)由西昌發射場搭載長征三號升空,成為中國首次成功進行國際商業發射外國衛星的重要里程碑。這枚以香港為基地、由亞洲衛星營運的通信衛星,建立了一套結合融資、衛星擁有權及服務分銷的商業模式,亦令香港一度成為中國火箭工業連接國際衛星營運商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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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後,香港的太空角色正在變樣。香港並沒有朝着另一個火箭發射中心發展;更有可能走的是一條由科研帶動的路線,集中發展大學太空載荷、地球觀測數據、衛星在軌運算、知識產權,以及連接內地能力與全球市場的專業服務。
由商業衛星門戶轉向科研樞紐
亞洲衛星及亞太衛星早年確立了香港太空經濟的基本模式:企業可以在香港集資、安排國際合作、營運地球同步軌道通信衛星,再向亞洲市場出售通訊容量。這個角色在商業上相當有力量,但單靠衛星營運,並不足以在本地建立完整的航空航天供應鏈。
香港沒有自主發射設施,過去的太空活動亦主要集中於電訊、遙感、資訊及數據,而不是火箭製造。
45 政府文件亦承認,香港雖然科研能力不弱,但仍欠缺一套全面的航空航天產業鏈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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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發展則由已經「上過太空」的大學科研成果開始。香港團隊參與國家月球及行星探測任務之餘,近年亦透過大學相關衛星,收集環境監測、災害應對及城市應用所需的數據。
香港大學在太空科研上的成果
理大:月球儀器、採樣返回及火星探測
香港理工大學是香港參與國家深空任務經驗最深厚的院校。理大研究人員曾為嫦娥三號及嫦娥四號研發相機指向系統,為嫦娥五號及嫦娥六號研發月面採樣及封裝系統,亦為天問一號——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研發火星着陸監視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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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項目的意義,不只在於證明實驗室有能力做出原型,而是顯示香港工程團隊能夠設計、製造及通過嚴格測試,令設備適應月球及行星環境。這段經驗,日後可成為機械人、精密機械、行星成像及任務子系統等企業發展的技術底子。
科大:遙感、氣候數據及月球合作
香港科技大學與長光衛星技術合作研製HKUST-FYBB#1多光譜光學衛星。衛星於2023年8月發射,科大稱其為香港高等教育界首枚環境遙感衛星。它可支援環境監測、極端天氣研究及數據分析;校方資料顯示,其影像空間分辨率達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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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亦牽頭嫦娥八號「香港作業機械人」國際合作項目,並推進高分辨率全球溫室氣體觀測項目,計劃配合中國空間站的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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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項目指向一個相當實際的商業定位:香港不一定要由頭到尾製造整枚衛星,而是可以專注開發感應器、數據處理系統、軟件或分析服務,再與內地夥伴合作完成組裝、測試及發射。
中大:人工智能地球觀測
香港中文大學與ADA Space共同研發「香港青年科學創新衛星」,衛星於2024年9月發射,目標應用包括地理分析、災害應對,以及大灣區智慧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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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一號於2026年2月12日發射。中大形容,它是面向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衛星,亦會成為香港首個低地球軌道衛星星座的一部分。
5 至於「全球首枚」等說法,主要來自院校或媒體的描述,應視為報道中的定位,而不是已獲獨立核實的全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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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這些稱號,項目的商業價值反而更清晰:如果衛星能夠在軌道上處理更多數據,就有機會把原始影像更快轉化為城市管理、緊急服務及環境監測人員可以直接使用的資訊。
港大:現有證據較清楚呈現其太空科學角色
就目前可用的資料而言,香港大學的太空貢獻主要透過太空科學及天體物理研究呈現,包括X射線天文學及相關數據工作。現有證據不足以在本文 confidently 指出某一項具體飛行儀器或任務角色,因此與其把廣泛的科研背景寫成未有充分支持的具體功績,不如保留這份不確定性。
為何亞洲衛星及亞太衛星之後,仍未形成更大的本地產業?
現時沒有足夠公開證據,證明香港未能出現第三家具持續規模的太空企業,是由單一原因造成。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幾個結構性因素同時存在。
首先,衛星營運不等於衛星製造。亞洲衛星及亞太衛星的模式,需要資本、頻譜、國際合約及客戶,但未必需要在香港本地聚集推進系統、航空電子、環境測試設施及系統整合商等完整網絡。
其次,香港的比較優勢集中在金融、大學、專業服務及國際商業。香港可以支援航空航天企業,但土地及實體規模有限,加上沒有本地發射設施,要在市內建立完整產業鏈並不容易。相關太空法研究因此形容,香港的太空活動主要集中於電訊、遙感、數據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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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現行規管制度歷來較着重批准及監督太空活動,而不是建立完整的商業化通道。衛星營運商可根據《外層空間條例》(第523章)向行政長官申請外層空間牌照,並根據《電訊條例》(第106章)向通訊事務管理局申請空間站載波牌照;在香港營運每枚衛星,原則上涉及一對牌照。
36 這些牌照固然必要,但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客戶、測試條件、保險專業、耐心資本或技術轉移支援。
最後,大學科研成功,並不代表必然可以變成企業。由研究團隊分拆出一間公司,還需要系統工程、任務保障、監管經驗、銷售渠道及早期客戶。沒有這道橋樑,技術成熟的項目仍可能停留在一次性的科研成果。
香港下一章太空經濟,應該怎樣走?
香港較有把握的策略,是成為「設計、數據、融資及商業服務樞紐」,並把大灣區及內地視為製造、測試及發射的腹地。
把任務經驗變成可重複出售的產品。 建立技術轉移及任務保障計劃,協助把理大的機械人及採樣技術、科大的遙感及氣候研究,以及中大的衛星人工智能,轉化為商業產品及初創企業。
以公共採購創造第一批客戶。 政府部門可以成為經驗證服務的錨定買家,採購用於水浸及颱風應對、環境監測、溫室氣體測量、山泥傾瀉評估及城市規劃的衛星服務。對初創企業而言,一份持續的數據服務合約,往往比一次性的研究資助更有價值。
發展專門的太空金融及法律服務。 香港可以培養航天器融資、保險、發射合約、知識產權授權、太空數據治理、仲裁及跨境風險管理等專業能力。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亦明確提到,香港可在研發、融資、風險管理及法律等方面,協助內地航空航天企業接通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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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跨境合規變得實際可行。 一間公司應該可以在香港設計載荷,在大灣區製造及測試,透過合適的內地夥伴發射,取得所需牌照,再按規定向國際市場銷售服務。香港目前正研究如何簡化低地球軌道衛星服務的牌照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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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業持久力,而非本地硬件數量,衡量成敗。 下一間重要的香港太空企業,可以是地球觀測分析公司、任務軟件供應商、專門載荷設計商、月球機械人企業,甚至是太空金融服務商。要求企業一定要在香港製造完整衛星或火箭,反而可能用錯了評估標準。
香港的太空歷史,正好帶出一個值得留意的教訓。亞洲衛星一號證明,香港能夠把國際資本及技術,接駁到中國的發射能力;如今的大學任務則顯示,香港也能交出具備飛行資格的自主科研成果。下一個難題,是要透過企業、公共採購及高效的跨境規則,把這兩項成就真正接在一起。
香港不需要重新打造內地已有的航空航天工業基地;它需要做的,是令自身的科研及商業優勢變得難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