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名单可以限制员工通过某些途径使用 AI,却未必能消除他们借助 AI 完成工作的需求。ThreatLabz 对 Zscaler 平台数据的分析显示,2025 年企业 AI 与机器学习交易接近 1 万亿笔;相关报道指出,企业封锁了近四成交易,其中也包括广泛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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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该平台观察到的流量和封锁情况,并不能说明封锁究竟消除了多少风险,也不代表新加坡所有企业的 AI 使用状况。
对新加坡企业来说,关键不只是“哪些应用要列入禁用名单”,而是如何管理实际发生的 AI 使用:员工可能通过个人设备处理工作,也可能使用带有内置 AI 助手的获批软件,或让能连接业务系统的智能体执行任务。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的《代理式人工智能模型治理框架》提供了相关指引,建议企业评估风险,并限制智能体的访问权限、自主程度和行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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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靠封锁名单不够
请求被拦截,不代表 AI 使用已经停止
网络封锁可以阻止某个特定途径访问服务,却无法证明员工不再有想借助 AI 完成的工作。PagerDuty 于 2026 年 6 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曾因工作使用 AI 的受访者中,66% 表示自己曾在认为公司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在工作中使用 AI 工具。
38 调查访问了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大型企业办公室专业人士,共 1,250 人;它反映的是较广泛的职场现象,并非新加坡员工的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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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每一道封锁都会被绕过,而是说,单靠禁止并不足以完整反映员工的实际行为和企业面临的风险。
AI 不只存在于独立应用中
企业的 AI 使用范围,可能包括获批业务软件内置的助手、系统整合功能和智能体,而不只是公开聊天机器人。企业需要了解每个系统可以读取哪些信息,以及能够执行哪些操作。IMDA 的框架建议,评估智能体风险时,应考虑其能否访问敏感数据、自主程度、行动范围,以及操作是否可逆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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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治理问题不应止于“这个应用有没有列在名单上”,还要追问:“这个 AI 能访问、披露或更改什么?”
网络监控存在盲区
员工可能使用个人设备或未受监控的网络处理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网络上的封锁记录未必能完整呈现信息如何流转。企业应把这类情况纳入风险规划,而不要假设网络日志记录了所有 AI 使用行为。
同样,获批软件内置的 AI 功能也需要检查权限和数据流。软件获批,并不自动意味着其中每个助手或整合功能都拥有适当权限。
有些信息暴露风险与 AI 封锁无关
Forcepoint 的文章援引《财富》杂志的报道指出,Anthropic 一套内容管理系统的配置问题,导致约 3,000 份未发布的资料对外可见。
40 这是一个被报道的案例,并非 AI 封锁名单或新加坡企业风险的证据。它所说明的是:发布设置和权限配置本身也可能导致信息暴露,与企业允许使用哪些 AI 应用是两回事。
更可行的 AI 治理路径
企业不必在全面禁止和完全放开之间二选一。更实用的做法,是结合实际使用情况的可见性、数据保护、权限边界,以及员工愿意使用的合规工具。
盘点实际发生的 AI 使用。 记录获批工具、软件内置功能、系统整合和智能体,并结合技术发现机制与清晰的员工申报渠道。网络数据可以作为了解情况的一个来源,但不应被当作所有工作流程的完整记录。
优先保护最敏感的数据。 找出风险最高的数据库和资料库,检查员工及各类系统有哪些访问权限。无论数据存放或使用在哪里,都应落实相应保护措施,而不是只依赖应用名称清单。
为获批 AI 设定并测试权限边界。 检查助手能读取、发送和更改什么。只开放完成任务所需的权限;对于影响重大或难以撤销的操作,则要求人工审批。这与 IMDA 关于评估智能体风险、限制其范围、自主程度和访问权限的指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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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合规使用真正方便。 提供能满足正当工作需求的工具和审批流程,减少员工转向未获批替代方案的诱因。衡量标准不应只有多少请求被封锁,也应包括员工能否安全地完成实际任务。
封锁名单可以是控制措施之一,却不能可靠地代表风险已经降低。更有效的治理,应让真实的 AI 使用情况更清晰,在信息流转过程中保护敏感数据,并限制 AI 系统能够执行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