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得出这一结论,最高法院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自家的另一个先例划清界限。运营商曾寄望于最高法院在2024年对“SEC诉Jarkesy案”的判决,该判决限制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使用内部法庭进行民事处罚的权力 。
但最高法院认定两者情况不同。在SEC的体系下,该机构几乎可以在内部完成从起诉、审裁到执行的闭环,缺乏一条直通联邦法院的路径。而FCC的没收程序并非自动生效。委员会发出一纸罚单,但必须求助于司法部门才能让罚单“变现”。这种权力分立——行政机关负责指控,但不能单方面强制收款——正是FCC体系得以“保命”的宪法安全阀。
唯一的异议者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他认为多数意见的推理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在他看来,FCC的罚单并非一张可以讨价还价的建议书。他指出,FCC自己的法规将罚单视为一项必须在特定日期前“全额支付”的义务,而运营商若不照办,将面临法定处罚 。
托马斯驳斥了公司有“有意义的选择”这种说法。他点出,AT&T和Verizon是“在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支付了罚款,然后提起诉讼以追回款项”,并指责多数意见是在“惩罚AT&T和Verizon,因为后者遵从了一项它们真心认为是强制性的政府命令” 。在托马斯看来,这种罚单的实际效果就是未经陪审团审判便立即、强制性地剥夺了公民财产。
这场宪法之争的根源是一项大规模隐私执法行动。FCC认定,全美四大无线运营商未能保护好敏感的客户地理位置数据,使其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这些数据被卖给第三方。FCC试图征收的罚款金额相当惊人 :
在递交到最高法院之前,这些案件在联邦上诉系统中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径,造成“巡回法院分歧”(circuit split),这几乎逼得最高法院不得不出手干预。
这项裁决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做出,它保留了联邦监管机构执行数据隐私法的一个关键工具。尽管运营商在这场“宪法阻击战”中败下阵来,但这项判决清晰地定义了行政罚款权的边界:只要法律承诺了一条最终通往法庭和陪审团的道路,监管机构的板子就落得有理有据。对于普通用户而言,这意味着那个知道你身在何处的手机运营商,再也不能随便把你的位置当作一门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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