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面没有制造出突然的突破,但在亚美尼亚国内政治日程不断压缩最终协议窗口的时刻,它维持了脆弱的双边直接接触。要理解迪利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仍然值得关注,需要先看清:双方已经谈妥了什么,还在拼命争夺什么。
6月14日的会面是一次工作层级的会谈,不是领导人峰会。哈吉耶夫和格里戈良这两位官员,自2023年后就一直是双方指定的幕后对话者,他们的会晤成了衡量这个和平进程是否还在呼吸的生命体征 。
据双方官方媒体报道的通报,议程覆盖了以下内容 :
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任何公开信号显示在最棘手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从公开层面看,这次会议的价值不在于解决核心争端,而在于防止沟通渠道彻底断裂。
哈吉耶夫和格里戈良所护航的这份和平框架,有一个已经成文并公开的文本。这份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平及国家间关系的协定》的文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
从2025年8月草签至今,进展被描述为“时断时续且缓慢” 。外交能量已经从起草文本,转移到了满足先决条件上——而真正的拦路虎就在这里。
综合分析人士和官方表态,有四个环环相扣的争端必须在任何一方落笔签字前解决:
阿塞拜疆最显眼的先决条件,是要求亚美尼亚移除其宪法中——按巴库的说法——嵌入的领土主张,特别是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统一的表述 。包括外长杰伊洪·巴伊拉莫夫在内的阿塞拜疆官员已经撂下重话:不搞修宪公投,就不签字 。
亚美尼亚领导层承认存在谈判,但否认该宪法条文实质构成对和平协议的阻碍,并且没有为宪法公投设定明确时间表 。这种国内政治上的犹豫不决关系重大,因为亚美尼亚议会选举预计在2026年6月7日——迪利然会谈前几天——举行,这个日期实际上把修宪公投的窗口压缩到了选后的狭窄时间段内 。
协议草案接受前苏联行政边界成为未来受承认的国际边界。但条约文本把实际的划界立碑工作,委托给了一个未来的双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议事规则和时间表都还有待谈判 。把边界划界问题与和平条约谈判脱钩处理,至少自2024年起就已经是阿塞拜疆的明确立场 。这意味着,即使物理边界线还存在争议,条约也可以先签——但这种悬而未决的模糊状态,本身就是摩擦的源头。
条约最具地缘政治分量的一项条款,是把一条穿越亚美尼亚领土的过境路线的独家开发权给了美国,这条路线常被称为赞格祖尔走廊,也被冠以“跨区域基础设施与繁荣项目”(TRIPP)之名 。但这份文本只画了骨架,没有填上血肉:海关程序、费用分摊安排、货物安全管辖权、运营方的法律地位,这些在已公布的草案中都找不到 。阿塞拜疆视这条走廊为主权权利与经济生命线;亚美尼亚则对在没有清晰限制的情况下,在自己战略要地交出控制权充满警惕。
已公布的条约文本禁止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境部署第三国人员 。这直接波及到国际监察员、维和人员,以及已名存实亡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任何可能角色。但同样如同走廊问题,实施的“具体方式”被留给了后续谈判,从而在纸面禁令与现实世界中谁来核实合规之间,留下了一道巨大的缺口。
其他未竟事宜还包括:处理失踪人员的详细程序、双边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以及正式解散明斯克小组——这是阿塞拜疆外长在2025年3月宣布草案达成时重申的要求 。这些在技术上是可解决的,但在政治上,它们都绑在了那几个更大的争端之上。
迪利然会谈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工作层级接触链条上的一环,这个链条从2025年底文本草签后一直延伸至今 。哈吉耶夫和格里戈良已经成为这种“第二轨道外交”的固定面孔,他们时而在第三国碰头,时而双边互访,来测试达成协议的政治空间是在扩大还是缩小。
更宏观的时间线展示了一个进程如何快速冲向一份文本,然后又在实施阶段陷入停滞:
对外部观察者而言,模式很清晰:两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条可用的沟通管道,也有一份他们都不愿否认的文本,但除非国内政治激励对齐,他们不能——或者说不会——弥合剩下的缺口。亚美尼亚的选举周期,如今与阿塞拜疆对修宪的坚持撞在一起,制造了一场既关于时机,也关于实质的高风险博弈。
迪利然会谈没有改变基本面,但买到了时间。下一轮会议将在阿塞拜疆境内举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微小的互信信号 。而那次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取决于选后的亚美尼亚政府是否同时握有政治资本和修宪路线图来发起公投,也取决于阿塞拜疆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分步走的进程:把条约的签署,与修宪公投的完成脱钩。
如果成功,南高加索将看到苏联解体以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第一份正式和平条约。如果失败,这份草签的协议就面临被束之高阁的风险——政治意义犹存,但法律上空空如也——而围绕边境、过境和安全悬而未决的争端,随时可能重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