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被移除当然是一个重要变化,但它并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类似功能是否可能通过不同的技术设计重新出现。若普通外观的眼镜具备识别陌生人的能力,那么在被拍摄者没有实际机会察觉、质疑或拒绝的情况下,身份识别可能变得更加容易。
这类风险也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批评者担心,相关技术可能被用于跟踪、骚扰、家庭暴力情境,或针对身处敏感环境的人。如果身份识别再与可搜索记忆、行为标签或自动分享结合,潜在危害还会进一步扩大。
相机眼镜具有明显的社会模糊性:它们看起来可能与普通眼镜无异,可以免提操作,并从佩戴者的视线高度持续拍摄。设备上的录制指示灯在被看见、且被正确理解时,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提示;但它无法保证附近每个人都注意到灯光,更无法让他们了解设备究竟具备哪些能力。
在人们合理期待更高隐私的场所,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例如住宅、学校、办公室、诊所、更衣区域及其他敏感环境。即使录制行为在技术或法律上被允许,人们也可能反对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识别、分析,或被剪进一段经过策划的视频。
Meta则强调,产品配备录制指示灯和防篡改措施,并主张在设计阶段就考虑隐私保护;Instagram也禁止发布秘密录制的内容。这些措施或许能够减少部分滥用,但其效果取决于指示灯是否始终可见、用户是否遵守提示,以及平台或受害者能否在录制已经发生后采取行动。
这项技术已经在欧洲面临政治和法律压力。欧洲议会议员曾向欧盟委员会询问,针对Meta智能眼镜可能涉及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问题,欧盟及各国主管部门将采取哪些行动,尤其是同意和国际数据传输方面的问题。
在德国,数字权利组织HateAid对Meta、与眼镜相关的企业及零售商提起刑事投诉,认为这类眼镜能够在不易被察觉的情况下录制,可能违反德国法律。该组织要求加强“安全设计”要求,并呼吁禁止Wayfarer Gen 2型号销售。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属于指控,以及监管或政治层面的行动,并不等同于法院已经认定Meta违法。丹麦红绿联盟也呼吁禁售相关产品。一名该党发言人表示,人们不应该在公共场所活动时担心自己会在未同意的情况下被录制并传播。
因此,法律争议并不只是“这是不是一件消费电子产品”。监管机构和立法者正在审视:当一台设备把隐蔽摄像头、AI分析以及潜在的生物识别能力结合起来时,现有规则是否仍然足够。
Meta的眼镜体现了一个变化:技术正在从被动记录走向自动解释。录制指示灯可以告诉旁观者摄像头可能处于工作状态,却无法告诉他们,系统是否正在识别自己、估算表情、追踪动作,或把自己选入一段高光视频。
这也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政策问题:
截至2026年8月,现有证据足以支持对Meta方案进行持续审查,但不能证明专利中描述的人脸识别和高光视频生成功能已经部署。眼下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发展的方向:未来的眼镜可能不只是看见世界,还会识别、解释并整理世界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