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坎在Meta之外还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
基金认为,这些职责可能意味着他难以投入足够时间履行Meta董事职责。
在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评估中,董事出席率是衡量董事参与度的重要指标。有投资者报告指出,埃尔坎此前未达到部分治理评估所设定的最低董事会出席率门槛,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其投入程度的质疑。
由于该基金在全球数千家公司持股,其投票往往被视为机构投资者态度的重要信号。
更引人注意的是,这只基金不仅对董事投票表达保留态度,还支持了多项股东提案——而它通常在多数投票中支持公司管理层。
这些提案涉及Meta面临的一系列治理与风险议题,包括:
这些议题都出现在Meta 2026年股东大会的代理文件中,其中包括关于AI治理、数据保护、人权尽职调查等多项股东提案。
基金支持这些提案,被市场解读为对Meta在人工智能、平台治理以及企业责任方面风险管理能力的更广泛关注。
不过,即便投资者表达不满,股东想要真正改变Meta的治理结构并不容易。
原因在于Meta采用双层股权结构(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在这种结构下,不同类别股票拥有不同投票权,而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通过高投票权股份掌握公司控制权。
部分股东因此提出改革建议,例如推动实行“一股一票”制度,让投票权与经济利益更加一致。
但由于现有结构本身就确保了创始人控制权,这类提案要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并不高。
在许多科技公司中,创始人控制结构使得股东难以直接推动治理改革。
不过,大型机构投资者仍然可以通过公开投票立场来施加压力。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对董事连任投弃权票、同时支持多项股东提案,就在Meta 5月27日年度股东大会前形成了明显的声誉与治理压力。
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当今科技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长期矛盾:
投资者可以表达担忧并推动监督改革,但在创始人拥有绝对投票权的结构下,外部股东对公司方向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
随着Meta继续扩大在生成式AI和大型数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围绕董事会监督、风险管理和企业责任的争论很可能还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