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万份泄露文件指向工行伦敦业务：商业合规与战略目标的拉扯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起的“China Capital（中国资本）”跨境调查，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内部视角：据其报道，中国工商银行（ICBC，简称“工行”）的伦敦分行及英国子公司，曾在部分业务中服务与受制裁俄罗斯、白俄罗斯商业利益相关的企业、被公开指控涉腐败的政治人物、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以及中国政治体系相关客户。调查的关键指控是，部分交易的战略或政治目标，可能压过了通常的商业判断、制裁审查和反洗钱控制。1719

需要区分的是：泄露文件、内部合规警示和监管处罚，都是重要线索，但不等同于法院已认定文件中提到的每一笔贷款或转账均触犯特定法律。

泄露文件披露了什么

ICIJ称，其与23家媒体伙伴审阅了约480万份工行保密记录，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24年。文件包括内部报告、电子邮件、客户档案、可疑交易日志、会议纪要，以及该行中共党委的指令等。117

据报道，工行北京总部曾指示海外人员追求其大股东——中国国家——明确的政治目标，包括巩固联盟、获取自然资源，并扩大在通信、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2

ICIJ称，在推进这些优先事项的过程中，部分银行人员曾违反或豁免内部制裁和反洗钱政策。1819这是一项关于内控、治理和风险管理的严重指控，但并不能仅凭这一点推导出所有相关客户或交易都属违法。

俄罗斯镍业：供应链价值与制裁风险

调查中较受关注的案例涉及俄罗斯矿业公司诺里尔斯克镍业（Nornickel）。ICIJ报道称，2024年，在英国和美国已禁止进口俄罗斯镍的背景下，工行伦敦分行及其他海外机构仍曾研究向该公司提供人民币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该公司部分由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且受制裁的寡头控制。1316

ICIJ还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工行扩大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其在俄毛收入在2022年至2023年间增长逾一倍，2024年约获3.7亿美元收入。2

镍是电动汽车和电池产业链的重要原料。由此产生的监管疑问是：一家受到西方金融监管体系监督的银行，是否可能在西方国家试图限制俄罗斯战争经济相关贸易之际，继续维持与高风险俄罗斯利益方的商业联系。24

华为的13亿美元紧急转账

ICIJ另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在2019年公开起诉华为、指控其涉嫌欺诈及违反对伊朗制裁后不久，工行伦敦分行将华为约13亿美元“紧急现金”从伦敦转至深圳。11

ICIJ将这描述为一项为战略重要客户快速处理的紧急操作，并称员工绕过了常规内部程序。转账本身未必违法；调查将其作为一个案例，指向当一家被视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企业提出需求时，常规控制流程可能被迅速搁置。911

针对这项报道，工行和华为均未回应ICIJ多次提出的置评请求。11

什么是“China rationale（中国考量）”贷款

据ICIJ报道，工行有时会向澳大利亚矿业、资源和基础设施企业提供从纯商业回报看利润微薄、甚至可能亏损的贷款，目的在于建立长期关系，以服务中国获取资源及更广泛的政策目标。3

报道还提到，工行曾在合规人员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向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提供约9000万美元贷款。ICIJ将这类决策概括为“China rationale”：贷款的正当性不只来自预期财务收益，也可来自资源获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系和战略产业发展等政策目标。24

战略导向贷款本身并不当然不当。真正的合规风险在于，政治理由是否削弱了对客户风险、制裁敞口和反洗钱问题的独立评估。

“几乎没有意愿终止关系”意味着什么

一名反洗钱报告官在2019年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对“高金融犯罪风险业务”“几乎没有意愿终止关系”。16

银行业所说的“终止客户关系”（offboarding），指停止为某个客户提供服务、结束业务往来。这句话意味着，尽管一些客户被认为存在较高金融犯罪风险，机构内部仍缺乏将其清退的意愿。

放在“China Capital”调查的语境中，这暴露出一种治理张力：对于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客户或关系，维持业务可能比通过“去风险化”降低风险敞口更受重视。216

监管记录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

ICIJ称，工行相关实体曾在多个司法辖区遭遇执法处罚或监管关切，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卢森堡的业务单位因金融犯罪防控缺陷——其中涉及规避制裁的控制措施——被罚；其他国家监管机构也曾提出额外担忧。24

这些记录为泄露文件所呈现的内控失效指控提供了背景。不过，不能将某个业务实体的监管处罚，直接等同于对调查所述全部交易的整体法律裁决。监管行动、内部合规警示和泄露材料中的指控，属于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证据。

中国方面回应与调查的更大意义

中国官员否认中国海外融资具有政治驱动或不透明的说法。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曾对ICIJ表示，中国海外融资遵循市场规则和国际规范，不谋求政治利益。5

而ICIJ及其引用的专家认为，这些文件显示，一家由国家控股的银行可以成为金融治国工具：通过信贷与银行关系，强化外交联盟、资源获取和战略基础设施影响力。217

因此，这项调查的意义不止于某一笔转账或贷款。它提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当一家国际化经营、由国家控股的银行将商业决策与国家战略目标交织在一起时，传统的合规机制和东道国监管，能否始终不受政治压力影响并保持独立？泄露记录没有证明每项被报道的活动都违法，但确实使这一问题更难被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