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武装通过其武装部队频道发布的声明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正式的海上封锁,二是宣称对以色列本土的直接打击。
全面航运禁令: 萨里宣布对红海的 “敌方航运” 实施 “全面彻底的禁令”,并声明自公告发布之时起,任何在红海被侦测到的以色列关联船只 “都将被我军视为军事打击目标” 。虽然该组织最初未明确禁令是否延伸至前往以色列港口的非以色列船只,但一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进一步的升级可能将导致其阻止任何驶往以色列的船只通行
。
高超音速导弹攻击: 胡塞武装证实,他们在同一天向 “被占领的雅法地区的敏感目标” 发射了多枚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胡塞武装此前也曾宣称拥有高超音速武器能力,但这一说法一直饱受外界质疑,独立核实存在困难
。以色列国防军则表示,6月8日的来袭炮弹已被防空系统拦截
。
胡塞武装的声明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益扩大的以色列-伊朗冲突的直接延伸。该组织在2025年加沙停火后曾暂停对以色列的袭击,但于2026年3月28日恢复弹道导弹打击,并正式加入2026年的伊朗战争,当天就向以色列南部发动了首次攻击 。
周一的升级行动标志着重大转变:一次正式的海军封锁与直接的本土打击相结合,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统一战线”(Unity of the Fronts)的旗帜下进行的。胡塞武装用这个词组来表明其行动是伊朗主导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各派别在内的“抵抗轴心”协同作战的一部分 。声明中明确指出,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伊朗和加沙的侵略”
。
这次行动的时机,恰逢以色列和伊朗重新交火,这凸显了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最具战斗力且地理位置最关键的代理人角色,其部署完全能够扰乱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之一——曼德海峡(Bab el-Mandeb Strait)。
进入2026年的头几周,航运业曾一度弥漫着审慎的乐观情绪。在自2025年底以来长达数月未发生针对商船的胡塞袭击事件后,一些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开始试探性地恢复经由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到2026年1月,超过70%先前被转移的集装箱船交通量已重返苏伊士航线 。
但局势的急转直下来得异常迅速。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触发了自2023年底危机爆发以来集装箱航运航线最突然的一次大逆转。短短几天内,全球运力排名前三的达飞轮船(CMA CGM)、赫伯罗特(Hapag-Lloyd)和马士基(Maersk)便暂停了所有驶往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并再次将船只绕行至非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随后在2026年3月,胡塞武装释放出将恢复海上交通袭击的信号,更是立即浇灭了任何残存的希望
。
本周一的正式禁令是这一逆转的顶点。它彻底消除了航运公司考虑重返红海的任何模糊空间,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牢牢地把绕行好望角锁定为默认的航运路线。
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国东海岸的最短海上航线。自2023年底以来,其日常商业运输的有效中断已经重塑了全球供应链格局。
持续低迷的通行量: 截至2026年1月初,苏伊士运河的船舶通行量仍比危机前水平低约百分之六十,即便当时已有三个多月未发生胡塞武装的攻击事件。这一数据表明,航运公司的行为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仅凭暴力的消失已不足以触发大规模回归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首席航运分析师尼尔斯·拉斯穆森(Niels Rasmussen)当时就指出了这一趋势
。
被锁死的高昂成本: 绕行好望角使得亚欧航线航程增加10至14天,这不仅吞噬了大量运力,还推高了燃料成本,使运费持续居高不下。航运公司其实一直面临巨大压力,希望恢复苏伊士航线以削减成本和减少碳排放,但安全方面的考量始终凌驾于这些经济性激励之上 。
近期无望恢复: 分析师之前就曾建议,全面重返苏伊士航线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可接受的保险条件和可预测的租船条款——而在本周一禁令公布后,这些条件无一具备 。埃及作为受苏伊士运河中断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临着每月约8亿美元的巨额收入损失
。
溢出风险: 虽然胡塞武装的禁令明确针对以色列关联船只,但自2023年底以来的记录显示,袭击事件常常产生溢出效应。目标误判、船队混淆以及范围更广的“声援性”打击,已频繁波及非以色列籍商船 。自2023年底以来,该组织已向商船发动了超过190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令红海成为现代商业航运史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
。
胡塞武装的此项声明,是将一个自航运公司自愿放弃红海以来便已实际存在的封锁,进行了正式的官方化。其实际效果是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早已计入定价的因素:2026年苏伊士运河航线无法恢复,全球运费将持续承压,航运业被迫长期运营着航程更长、成本更高的绕非洲路线。只要伊朗战争持续,胡塞武装仍是积极的参战方,曼德海峡对商船来说就将一直是事实上的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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